甘露三年（公元258 年，戊寅年）
春天正月，文钦对诸葛诞说：“蒋班、焦彝说咱们冲不出去才逃跑，全端、全怿又带着人投降了，现在敌人没防备，咱们可以出战啦。”诸葛诞和唐咨等人都觉得有道理，于是就打造了很多攻城器具，连着五六天日夜攻打南面的包围圈，想突围出去。包围圈上的魏军在高处用投石车发射火箭，反过来烧毁了他们的攻城器具，箭和石头像下雨一样，城下死伤的人躺满一地，血流得壕沟都快满了，还是没能突围成功。城里的粮食越来越少，出城投降的有好几万人。文钦想把北方人都放出去，节省粮食，和吴国人一起坚守，诸葛诞不听，两人因此产生了矛盾。文钦和诸葛诞本来就有过节，只是因为形势才合作，现在情况紧急，互相就更怀疑了。文钦去和诸葛诞商量事情，诸葛诞一怒之下就把文钦杀了。文钦的儿子文鸯、文虎带兵守在小城里，听说父亲死了，就带兵来报仇，可手下人都不听他们的，于是两人只好独自翻墙出城，向司马昭投降。军吏请求把他们杀了，司马昭说：“文钦罪大恶极，他儿子本来也该杀；但文鸯、文虎走投无路来投降，而且城还没攻破，杀了他们只会让城里的人更坚定抵抗的决心。”于是赦免了文鸯、文虎，让他们带着几百骑兵绕城巡视，还大喊：“文钦的儿子都没被杀，其他人还怕什么！”又上表封文鸯、文虎为将军，赐给他们关内侯的爵位。城里的人听了都很高兴，但同时也越来越饥饿困乏。司马昭亲自到包围圈查看，看到城上拿着弓箭的人都不射箭，就说：“可以攻城了！”于是从四面一起进军，同时击鼓呐喊着登上城墙。二月乙酉日，寿春城被攻破。诸葛诞走投无路，单人匹马带着部下想从小城突围出去，被司马胡奋的士兵追上斩杀，他的三族也都被灭了。诸葛诞的几百个部下，都拱手站成一列，坚决不投降，魏军每杀一人，就劝其他人投降，可他们到最后也没改变主意，全部被杀。吴国将领于诠说：“大丈夫接受君主的命令，带兵来救援，既没成功，又向敌人束手就擒，我做不到。”于是他脱下头盔，冲入敌阵战死。唐咨、王祚等人都投降了。吴国的一万多士兵投降，缴获的兵器堆积如山。
司马昭刚开始包围寿春的时候，王基、石苞等人都想赶紧攻城，司马昭却认为：“寿春城坚固，敌人又多，强攻的话我们的力量肯定会耗尽；要是再有外部敌人来，我们就会内外受敌，这太危险了。现在三个叛将都聚集在这座孤城里，也许是上天要让他们一起被消灭，我们应该用周全的计策困住他们。只要坚守三面，如果吴国的援兵从陆路来，他们的军粮肯定少；我们再派机动部队和轻骑兵截断他们的粮草运输，这样不用战斗就能打败他们。吴国的援兵一破，文钦等人肯定就会被抓住！”于是命令各路军队按兵不动坚守，最后果然没怎么费力攻城就把城拿下了。有人又提议说：“淮南老是有人叛逆，这些吴国士兵的家都在江南，不能放走，应该全部活埋。”司马昭说：“古代用兵，能让敌国完整归降是上策，杀掉首恶就行了。这些吴国士兵就算能逃回去，正好可以显示我们中原大国的大度。”所以一个人都没杀，而是把他们分散安置在三河附近的郡县，让他们安稳生活。司马昭封唐咨为安远将军，其他副将也都授予相应的职位和称号，大家都心悦诚服。淮南那些被诸葛诞胁迫参与叛乱的将士、官吏和百姓，都被赦免。还允许文鸯兄弟收敛父亲的尸体，给他们车和牛，让他们把父亲葬回祖坟。
司马昭给王基写信说：“刚开始大家议论纷纷，很多人要求转移军队，当时我没到现场查看，也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将军您深谋远虑，考虑到其中的利害关系，坚持自己的想法，对上违抗了诏令，对下拒绝了众人的意见，最终制服敌人，抓获叛贼，就算是古人所讲的那些名将，也不过如此啊。”司马昭还想派各路军队轻装深入吴国，招降迎接唐咨等人的子弟，趁着这个机会有一举消灭吴国的势头。王基劝谏说：“以前诸葛恪趁着东关之战胜利的势头，用尽江南的兵力去围攻新城，城没攻下来，士兵却死了一大半。姜维凭借洮西之战的胜利，轻装深入，结果粮草供应不上，在上邽打了败仗。打了大胜仗之后，上下都会轻敌，轻敌就会考虑问题不周全。现在敌人刚在外面吃了败仗，内部隐患又没消除，这正是他们修整防备、考虑应对之策的时候。而且我们出兵已经一年多了，士兵们都想回家，如今我们俘虏斩杀了十万敌人，又抓住了罪魁祸首，从历代战争来看，还没有像这次这样不损一兵一卒就大获全胜的。武皇帝（曹操）在官渡打败袁绍后，觉得自己收获已经够多，就没再追击，是怕挫伤自己的军威。”司马昭听了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任命王基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进封他为东武侯。
习凿齿评论说：君子认为司马大将军在这场战役中，可以说是能以德服人、以智取胜了。成就霸业有不同的途径，各自崇尚不同的理念，很难相互兼并。所以穷兵黩武的枭雄，往往因不仁而灭亡；坚守道义的国家，有时会因懦弱退缩而衰败。如今一次出征就擒获三个叛将，大量俘虏吴国士兵，占领了整个淮浦地区，俘获斩杀十万敌军，可谓战果辉煌。但还没等安稳坐下，就先奖赏王基的功劳；对吴国降兵施以恩惠，结交不同阵营的人心；厚待文鸯，安葬文钦，不计较过去的仇隙；不追究诸葛诞部下的罪责，让淮南地区的人都心怀愧疚。功劳高却能让众人乐于看到他成功，事业广大而敌人也感怀他的恩德。武力和威望已经彰显，文德和谋略又很周详，按照这个趋势发展，天下还有谁能抵挡呢！
司马昭能攻克寿春，钟会出的计谋最多；司马昭对他越来越亲近优待，把他当成心腹，当时的人把钟会比作张良。
蜀汉的姜维听说诸葛诞死了，就退回成都，又被任命为大将军。
夏天五月，朝廷下诏任命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食邑八个郡，加赐九锡；司马昭前后推辞了九次，才接受。
秋天七月，吴国君主封原来的齐王孙奋为章安侯。
八月，任命骠骑将军王昶为司空。
朝廷下诏任命关内侯王祥为三老，郑小同为五更，皇帝率领群臣到太学，举行养老和向老人求教的礼仪。郑小同是郑玄的孙子。
【内核解读】
甘露三年（公元258年）的寿春之战，是三国后期曹魏内部权力洗牌与吴蜀势力博弈的关键战役。这场以诸葛诞、文钦、唐咨“三叛聚孤城”为核心的攻防战，不仅展现了冷兵器时代战争的残酷与谋略，更折射出权力斗争中人性的复杂、领导者的格局与历史走向的必然。
孤城困局：从内部分裂到军心瓦解
寿春之战的核心矛盾，始于诸葛诞因恐惧司马氏专权而发动的叛乱。他联合东吴援军据守寿春，却陷入了“外有强敌包围、内无同心之师”的困境。文钦提出的“趁敌无备突围”之计，暴露了叛军急于求生的焦虑，而连续五六日的强攻失败，则成为压垮军心的第一根稻草——“死伤蔽地，血流盈堑”的惨状，让城内数万军民选择投降，粮食危机进一步激化了内部矛盾。
文钦与诸葛诞的“旧隙”在绝境中爆发，成为叛军瓦解的关键。文钦主张“尽出北方人以省食”，本质是为东吴援军保留生机，却与诸葛诞“坚守待变”的策略冲突。这种基于立场差异的分歧，在“事急愈相疑”的氛围中演变为杀戮——诸葛诞诛杀文钦，直接导致其子文鸯、文虎叛逃。司马昭对文鸯兄弟的“赦罪封侯”，则成为瓦解守城意志的点睛之笔：“文钦之子犹不见杀，其馀何惧！” 一句喊话，让本就饥困的守军彻底丧失抵抗信念，城上“持弓者不发”的细节，正是军心崩溃的真实写照。
叛军的结局极具悲壮色彩：诸葛诞突围被杀、三族遭夷；麾下数百人“拱手为列，不降”，面对屠杀“卒不变，以至于尽”，展现出乱世中士大夫“士为知己者死”的气节；吴将于诠“免胄冒陈而死”的抉择，则以“大丈夫受命其主，不能克敌则死”的宣言，诠释了武将的忠义观。这些个体的抗争与陨落，为这场权力战争增添了悲壮的人文底色。
司马昭的全胜之策：以柔克刚的战略智慧
司马昭在寿春之战中的表现，堪称三国时期“攻心为上”的经典案例。面对王基、石苞等将领“急攻”的建议，他清醒地认识到寿春“城固而众多”的特点，提出“以全策縻之”的战略：坚守三面围而不攻，以游兵断绝吴军粮道，等待城内自溃。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路，避免了强攻可能导致的“力屈”与“表里受敌”，将战争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手中。
更值得称道的是司马昭对降者的处置策略。当群臣主张“悉坑”淮南叛军与吴兵时，他以“古之用兵，全国为上，戮其元恶而已”为由，不仅赦免了唐咨等吴军将领，还授予官职、妥善安置降卒，甚至允许文鸯兄弟收敛父丧。这种“种惠吴人，忘畴昔之隙”的宽容，看似违背“乱世用重典”的逻辑，实则是最高明的政治博弈——既瓦解了敌方的抵抗意志，又向天下展示了曹魏（实为司马氏）的“大度”，为日后取代曹魏积累了民心资本。
王基的坚守与司马昭的纳谏，同样体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司马昭在战后致信王基，盛赞其“深算利害，独秉固志，上违诏命，下拒众议”的坚持，展现了领导者对专业意见的尊重；而王基在胜利后劝谏司马昭“大捷之后不可轻敌”，阻止其轻兵深入攻吴，则体现了成熟政治家的理性——避免重蹈诸葛恪、姜维“因胜而骄，粮尽而败”的覆辙，为司马氏稳定局势、积蓄力量提供了保障。
历史回响：权力更迭中的道义与格局
习凿齿评价司马昭“能以德攻”，精准点出了这场战役的本质——它不仅是军事胜利，更是政治与道义的胜利。在魏晋禅代的前夜，司马氏需要通过一场“师出有名”的胜利巩固权威，而寿春之战的处理方式，恰恰满足了这一需求：诛杀诸葛诞等“元恶”以明法纪，赦免胁从者以安民心，善待降将以显宽容，最终达成“功高而人乐其成，业广而敌怀其德”的效果。
钟会在战役中“谋画居多”，被时人比作“子房（张良）”，则暗示了司马氏集团人才济济的格局，为日后西晋统一埋下伏笔；而姜维因诸葛诞败亡而退还成都，标志着蜀汉“北伐中原、连结外援”策略的彻底破产，三国鼎立的平衡被进一步打破。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寿春之战中的“降与不降”“杀与不杀”，本质是乱世中“道义”与“生存”的博弈。诸葛诞麾下死士的“宁死不降”、于诠的“免胄战死”，代表了传统士人对“忠义”的坚守；而司马昭的“赦罪封侯”“以德怀敌”，则展现了新兴政治集团的务实与格局。这种价值观的碰撞，最终以“务实者胜”告终，也预示着魏晋时期“名教松动、权谋盛行”的时代特征。
这场战役的结局，不仅是司马氏清除异己、巩固权力的关键一步，更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攻心为上”的智慧，成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柔克刚”“以德取胜”的经典范例，其战略思维与政治智慧，至今仍值得后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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