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二年（公元257年，丁丑年）
春天三月，大梁成侯卢毓去世。
夏天四月，吴国君主来到正殿，宣布大赦天下，开始亲自处理政事。孙綝上奏的事情，经常被吴国君主责难询问。吴国君主还挑选士兵子弟，把十八岁以下、十五岁以上的三千多人集中起来，选拔大将子弟中年轻又有勇力的，让他们带领这些人，每天在皇家园林中训练，还说：“我建立这支军队，要和他们一起成长。”吴国君主又多次拿出中书保存的大帝时期的旧档案查看，问身边的侍臣说：“先帝经常有特别的指令，现在大将军奏事，只让我签字同意就行了吗？”有一次，吴国君主吃生梅，让宦官到宫中仓库取蜂蜜，结果蜂蜜里有老鼠屎。吴国君主把管仓库的官吏召来询问，官吏吓得直叩头。吴国君主问：“宦官之前找你要过蜂蜜吗？”官吏说：“之前确实要过，我实在不敢给。”宦官不承认。吴国君主让人把老鼠屎弄破，发现里面是干的，就大笑着对身边的人说：“如果老鼠屎之前就在蜂蜜里，里外都应该是湿的；现在外面湿里面干，这肯定是宦官干的。”经过审问，宦官果然认罪，身边的人都惊讶不已。
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向来和夏侯玄、邓飏等人关系很好。夏侯玄等人死后，王凌、毋丘俭也相继被诛杀，诸葛诞心里很不安，于是他拿出府库中的钱财赈济施舍，特赦有罪的人，以此收买人心，还蓄养了扬州的轻侠之士几千人作为敢死队。因为吴国人想进攻徐堨，诸葛诞就请求朝廷给他十万人马守卫寿春，又请求在临淮修筑城池防备吴国入侵。司马昭刚刚掌权的时候，长史贾充建议派下属去慰劳四方的将领，顺便观察他们的志向。司马昭就派贾充到淮南。贾充见到诸葛诞后，和他谈论时事，趁机说：“洛阳的各位贤能之人，都希望皇帝禅让，您觉得怎么样？”诸葛诞大声说：“你不是贾逵的儿子吗？你们家世代受魏国的恩惠，怎么能想把国家送给别人呢！要是洛阳有危难，我拼死也要保卫。”贾充听了没说话。回到洛阳后，贾充对司马昭说：“诸葛诞两次在扬州任职，很得人心。现在征召他，他肯定不会来，不过这样他造反会快些，但造成的危害小；要是不征召他，他造反会晚些，但危害更大，不如征召他。”司马昭听从了这个建议。甲子日，朝廷下诏任命诸葛诞为司空，召他回京城。诸葛诞接到诏书后，更加害怕，怀疑扬州刺史乐綝在中间说他坏话，就杀了乐綝，召集淮南和淮北郡县屯田的百姓十多万官兵，以及扬州新归附的能打仗的四五万人，储备的粮食足够吃一年，打算关起门来坚守。他派长史吴纲带着小儿子诸葛靓到吴国，向吴国称臣求救，并请求把牙门将领的子弟作为人质。
吴国滕胤、吕据的妻子，都是夏口督孙壹的妹妹。六月，孙綝派镇南将军朱异从虎林带兵袭击孙壹。朱异到了武昌，孙壹带着部下前来投奔魏国。乙巳日，朝廷下诏任命孙壹为车骑将军、交州牧，封吴侯，允许他开设官府，征召僚属，礼仪规格和三司一样，还赐给他礼服、礼帽和红色鞋子，待遇十分优厚。
司马昭带着皇帝和太后去讨伐诸葛诞。吴纲到了吴国，吴国人很高兴，派将军全怿、全端、唐咨、王祚率领三万人，和文钦一起去救援诸葛诞；任命诸葛诞为左都护、假节、大司徒、骠骑将军、青州牧，封寿春侯。全怿是全琮的儿子，全端是全琮的侄子。
六月甲子日，皇帝的车驾停在项县，司马昭率领二十六万大军进驻丘头，任命镇南将军王基代理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豫州的军事，和安东将军陈骞等人一起包围寿春。王基刚到的时候，包围圈还没合拢，文钦、全怿等人从城东北凭借山势和险要地形，率领部下冲进了城。司马昭命令王基收拢军队，坚守壁垒。王基多次请求进攻，此时吴国朱异率领三万人进驻安丰，作为文钦的外援，朝廷下诏让王基带领各军转移到北山据守。王基对将领们说：“现在包围圈越来越坚固，兵马也陆续集结，我们只需要精心守备，等着敌人逃跑就行，要是再转移兵力去守险要之处，就会让敌人有可乘之机，就算再有智谋的人，也很难收拾后面的局面！”于是王基根据实际情况坚守，并上疏说：“现在和敌人对峙，应该像山一样稳固，如果转移到险要之处，人心就会动摇，对局势非常不利。各军都占据深沟高垒，大家心里就踏实，不能轻易变动，这是用兵的关键。”奏疏呈上去后，朝廷批复同意。于是王基等人从四面合围，形成里外两层包围圈，壕沟和壁垒都修得非常险峻。文钦等人多次出城突围，都被迎击打退。司马昭又派奋武将军、监青州诸军事石苞，督领兖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质等人挑选精锐士兵作为机动部队，防备外部敌人。州泰在阳渊打败了朱异，朱异逃跑，州泰追击，杀伤两千人。
秋天七月，吴国大将军孙綝大规模出兵，驻扎在镬里，又派朱异率领将军丁奉、黎斐等五人前去解除寿春之围。朱异把辎重留在都陆，进驻黎浆，石苞、州泰又打败了他。太山太守胡烈率领五千奇兵袭击都陆，把朱异的物资粮草全部烧毁，朱异带着剩下的士兵，靠吃葛叶，逃回孙綝那里。孙綝让朱异再去拼死作战，朱异因为士兵缺乏粮食，没有听从孙綝的命令。孙綝大怒，九月己巳日，在镬里杀了朱异。辛未日，孙綝带兵回到建业。孙綝既没能救出诸葛诞，又损失了很多士兵，还杀了名将，因此吴国人没有不埋怨他的。司马昭说：“朱异没能到达寿春，不是他的错，吴国人杀他，是想以此向寿春方面交代，坚定诸葛诞的信心，让他还抱有救援的希望。现在我们应该坚守包围圈，防备他们突围逃跑，同时用各种方法迷惑他们。”于是使用反间计，扬言说“吴国的救兵马上就到，我们大军粮食不够，要分一部分老弱病残到淮北去取粮，看样子坚持不了多久了”。诸葛诞等人听了，就更加放开肚皮吃粮食，没过多久，城中粮食短缺，而外面的救兵还没到。将军蒋班、焦彝，都是诸葛诞的心腹和主要谋士，他们对诸葛诞说：“朱异等人率领大军来却不能前进，孙綝杀了朱异回到江东，表面上是发兵救援，实际上是坐等成败。现在应该趁着大家信心还坚定，士兵们还想战斗，全力拼死一搏，攻打包围圈的一面，即使不能全部取胜，也还有保全的可能；就这么干坐着等死，太没意义了。”文钦说：“您现在带领十多万人归附吴国，我和全端等人都和您一样身处绝境，父兄子弟都在江南，就算孙綝不想来救援，吴国君主和他的亲戚难道会答应吗？而且魏国年年都有战事，军民都很疲惫，现在他们围攻我们一年，内部肯定会发生变故，为什么要放弃这个机会，去冒险碰运气呢！”蒋班、焦彝坚持劝说，文钦很生气。诸葛诞想杀了蒋班、焦彝，两人害怕，十一月，他们离开诸葛诞，翻墙出来投降。全怿哥哥的儿子全辉、全仪在建业，和家里人发生争执，就带着母亲和几十家部下前来投奔魏国。当时全怿和哥哥的儿子全靖以及全端的弟弟全翩、全缉都带兵在寿春城中，司马昭采用黄门侍郎钟会的计策，偷偷以全辉、全仪的名义写信，让他们的亲信带入城中告诉全怿等人，说“吴国人对你们没能救出寿春很生气，想杀光你们将领的家属，所以我们逃出来归附魏国”。十二月，全怿等人率领部下几千人打开城门出城投降，城中的人震惊恐惧，不知所措。朝廷下诏任命全怿为平东将军，封临湘侯；全端等人也都分别得到封拜。
蜀汉的姜维听说魏国把关中的兵力调去淮南，想趁机攻打秦川，就率领几万人从骆谷出发，到达沈岭。当时长城储备的粮食很多，但守兵很少，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司马望和安西将军邓艾进军占据长城，抵御姜维。姜维在芒水扎营，多次挑战，司马望、邓艾都不应战。
这时，姜维多次出兵，蜀国人为此感到愁苦。中散大夫谯周写了一篇《仇国论》来讽谏说：“有人问，古代能以弱胜强的，用的是什么方法？回答是：我听说，处于大国地位且没有忧患的，常常会懈怠；处于小国地位且有忧患意识的，常常会思考如何向善。懈怠就容易引发动乱，思考向善就能实现安定，这是常理。所以周文王修养百姓，以少胜多；勾践抚恤民众，以弱胜强，这就是他们的方法。有人又问：以前，项羽强大，刘邦弱小，他们相互交战，项羽和刘邦约定以鸿沟为界，各自回去让百姓休养生息，张良认为民心一旦安定，就难以再改变，于是率兵追击项羽，最终消灭了项羽。难道一定要像周文王那样行事吗？回答是：在商周交替之际，王侯地位尊贵，君臣关系长久稳固，百姓习惯了这种统治；根基深厚的难以拔除，占据稳固地位的难以迁移。在那个时候，即使是汉高祖，又怎能挥剑骑马轻易取得天下呢！等到秦朝废除诸侯设置郡守之后，百姓被秦朝的劳役搞得疲惫不堪，天下土崩瓦解，有时一年之内君主就会更换，有时一个月内长官就会变动，百姓像鸟兽一样惊恐，不知道该依从谁，于是豪强纷纷争斗，天下像虎狼撕裂瓜分一样，抢夺快的得到的多，迟缓的就会被吞并。如今我们和魏国都经历了朝代更替，既不是秦朝末年那种天下大乱的形势，实际上更像是六国并立的局面，所以我们可以效仿周文王，却很难像汉高祖那样。百姓一旦疲劳，就会出现社会动荡的征兆；在上位的人懈怠，在下位的人残暴，就会出现国家瓦解的形势。谚语说：‘射箭老想碰运气，多次失误，不如仔细瞄准再发射。’所以明智的人不会因为小利益而转移视线，不会因为看似有利的形势就轻易改变行动，时机成熟才行动，形势合适才举事，所以商汤、周武王的军队不用多次战斗就能取胜，这确实是因为他们重视百姓的辛劳，能仔细审度时机。如果一味穷兵黩武，国家就会出现土崩瓦解的形势，一旦不幸遭遇变故，即使有智谋的人，也无计可施了。”
【内核解读】
甘露二年（公元 257 年），是三国末期政治风云激荡的关键一年。这一年里，魏、吴、蜀三国各自上演着惊心动魄的权力博弈与生存挣扎，历史的暗流在表面的平静下汹涌奔涌，为日后的天下归晋埋下了重重伏笔。
东吴宫廷的权力更迭充满了戏剧性的张力。年轻的吴主孙亮在这一年开始亲政，这位少年君主以一系列精妙的操作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智慧。面对权臣孙綝的专横，他先是通过对政务的频频诘问敲打权臣，又在 “鼠矢辨奸” 事件中展现出敏锐的洞察力 —— 通过破开鼠矢观察干湿状态，轻松识破黄门的诬陷，既维护了宫廷秩序，又暗中树立了自己的权威。他精心培育少年军队，反复翻阅先帝旧事，每一个举动都在传递着收回权力的信号。然而，孙亮的崛起之路注定布满荆棘，孙綝的反扑与杀戮（如诛杀名将朱异）不仅没能挽救东吴的颓势，反而激化了内部矛盾，“吴人莫不怨之” 的民怨积累，为日后东吴的覆灭埋下了隐患。
曹魏的淮南大地则上演着军事集团与中央政权的激烈碰撞。征东大将军诸葛诞的叛乱，本质上是曹魏旧臣面对司马氏专权的绝地反击。在夏侯玄、邓飏等好友遇害，王凌、毋丘俭相继被诛的白色恐怖下，诸葛诞通过 “倾帑藏振施”“曲赦有罪” 等手段收买人心，豢养死士，最终以十万兵力据守寿春公开反抗。这场叛乱的背后，是曹魏政权内部新旧势力的殊死较量。司马昭展现出卓越的军事谋略，采纳贾充的建议主动逼反诸葛诞，以 “早反祸小” 的策略掌握平叛主动权；在战争中坚持 “坚壁清野” 的围困战术，同时妙用反间计动摇敌军军心，最终使寿春城内粮尽援绝，叛军内部瓦解。诸葛诞的失败，标志着曹魏旧臣反抗司马氏的最后努力归于失败，司马氏代魏的趋势已不可逆转。
蜀汉的命运在这一年也显露出不祥的预兆。姜维继承诸葛亮的北伐遗志，趁魏军主力东调淮南之机出兵秦川，却遭遇司马望与邓艾的顽强抵抗。更具深意的是谯周所作的《仇国论》，这篇政论以历史教训警示蜀汉统治者：“极武黩征，土崩势生”。文中提出的 “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 的观点，既是对姜维连年北伐耗尽国力的委婉批评，也预言了穷兵黩武终将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此时的蜀汉，已陷入 “民之疲劳，骚扰之兆生” 的困境，谯周的警示如空谷足音，却未能改变蜀汉走向衰亡的宿命。
纵观甘露二年的历史事件，各方势力的决策与挣扎都遵循着权力博弈的残酷逻辑：孙亮的智斗权臣展现了皇权与相权的永恒张力，诸葛诞的叛乱揭示了王朝更替前夜的血腥阵痛，姜维的北伐与谯周的谏言则折射出弱国在夹缝中的生存困境。这一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在乱世之中，个人的智慧与勇气固然重要，但顺应时势、体恤民生的治国之道，才是王朝存续的根本。司马氏的崛起、诸葛诞的覆灭、东吴的内耗、蜀汉的疲敝，共同构成了三国时代落幕前的悲壮序曲，历史的车轮正朝着统一的方向缓缓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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