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让我们将历史的时钟从汉武帝的雄浑乐章,向后拨动几十年,来到西汉中期一段被后世史家誉为“孝宣中兴”的黄金时代。
这个时代的掌舵者,是一位经历之传奇、手腕之高明、功业之圆满,足以与其曾祖父汉武帝媲美,却又风格迥异的帝王——
汉宣帝刘询。
要理解汉宣帝的治国方略,必先了解他独一无二的成长经历。
他是汉武帝的曾孙,戾太子刘据之孙。
幼年时,一场巨大的政治灾难——
“巫蛊之祸”降临,他的祖父、父亲等亲人皆遇害,尚在襁褓中的他被打入大牢,成为一名“钦定囚犯”。
命运的第一次转机,来自一位叫邴吉的廷尉监。
这位正直的官员同情皇曾孙,暗中选派女囚哺乳他,并竭力保护。
后逢汉武帝病重,有望气者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武帝竟下令将狱中囚犯无论轻重一律处死。
使者连夜到来,邴吉紧闭牢门,凛然道:“皇曾孙在此。普通人都不能无辜被杀,何况皇上的亲曾孙!”
这番以死相护,为汉室留下了一丝血脉。
武帝醒悟后,大赦天下,刘询得以出狱,被收养于掖庭。
他因此流落民间,深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
这段“在野”经历,塑造了他务实、坚韧、洞察民情的独特性格底色。
这就像一位帝国接班人,没有在总部温室里长大,而是深入基层分公司,摸爬滚打,遍尝人间冷暖。
公元前74年,年仅二十一岁的汉昭帝(刘弗陵)无嗣而终,权臣霍光迎立昌邑王刘贺。
但刘贺荒淫无道,仅二十七天即被废。
在邴吉的力荐下,时年十八岁、看似毫无根基的刘询(初名刘病己)被霍光选中,迎入未央宫,即位为帝,是为汉宣帝。
这位新皇帝,在权倾朝野的霍光面前,表现得谦恭、隐忍,如履薄冰。
他深知,自己首先需要生存下来。
汉宣帝即位初期,朝政大权完全掌握在“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手中。
宣帝的表现,堪称帝王心术的典范:
? 极致的隐忍:他对霍光极为礼敬,凡事皆先询其意见。
霍光曾故作姿态,表示要归政于他,宣帝坚决推辞,表示完全信任霍光。
这番表演,稳住了这位权臣。
? 情感的深藏:他流落民间时,娶了许平君为妻,情深意重。
即位后,大臣们纷纷提议立霍光之女为后。
宣帝没有硬抗,却下了一道意味深长的诏书:“求微时故剑”。
意思是,我在贫微之时有一把旧剑,十分怀念,众卿能否为我寻回?
这道中国历史上最着名的“情感诏书”,聪明的大臣们立刻领会了皇帝不忘旧情、欲立许氏为后的决心,于是纷纷奏请立许平君为皇后。
这就是“故剑情深”的典故。
然而,这也为许皇后后来的悲剧埋下伏笔——
她被霍光之妻霍显毒杀。
宣帝在霍光生前,始终隐忍不发。
公元前68年,霍光病逝,宣帝开始亲政。
他以雷霆手段,逐步削除霍氏家族的兵权,最终在其谋反时,将其一网打尽,彻底将权力收归己手。
整个过程,他展现了超乎年龄的成熟、耐心和果决,完成了从“傀儡cEo”到“实权董事长”的惊险过渡。
亲政后,汉宣帝展现了他独特的治国理念。
他反对纯用儒家的“德教”,也摒弃法家的严刑峻法,而是提出了着名的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这堪称一套极其高明的“管理组合拳”:
? “王道”(儒家仁政):
? 轻徭薄赋:多次减免田租、口赋,赈济灾民,废除苛法。
? 整顿吏治:他高度重视郡太守的选拔,认为“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
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他亲自召见、考核地方大员,史载“汉世良吏,于是为盛”。
? 设立常平仓:命耿寿昌设立常平仓,谷贱时增价收购以利农,谷贵时减价出售以利民,有效平抑了粮价。
? “霸道”(法家刑名):
? 信赏必罚:对官员,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执法严明,不避权贵。
? 强化考核:建立严密的官吏考核制度,使整个行政体系高效运转。
这套“软硬兼施”的管理模式,使得宣帝时期的吏治之清明、社会之稳定、经济之繁荣,达到了西汉的顶峰,史称“孝宣中兴”。
在对外战略上,汉宣帝继承了汉武帝的雄心,但策略更为稳健、务实,成本效益比极高。
1. 西域都护府:成本最低的战略胜利
汉武帝通西域,耗资巨万,却未能实现稳定统治。
宣帝时期,机会来临。
匈奴内乱,主管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与新任单于不和,率众降汉。
宣帝果断抓住时机,于公元前60年,任命侍郎郑吉为西域都护,驻守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
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西域正式纳入汉朝版图,这是中国历史上中央王朝首次在西域设官、驻军、行使主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此举以最小的代价,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标,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2. 匈奴来朝:汉匈关系的彻底逆转
与此同时,匈奴陷入五单于争立的内战,实力大损。
宣帝巧妙利用其矛盾,联合乌孙等国,大破匈奴。
公元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在内忧外患下,毅然决定“事汉以求安”,亲自来到长安朝见天子。
宣帝以隆重的礼节接待,确立了匈奴政权对汉朝的藩属地位。
至此,困扰中原王朝百余年的匈奴边患,基本解决,迎来了 “匈奴款塞,单于来朝” 的鼎盛局面。
汉武帝一生梦寐以求的目标,在其曾孙手中,以更小的代价圆满实现。
公元前48年,汉宣帝逝世。
他统治的二十五年,是西汉王朝武力最强盛、经济最繁荣、政治最清明的时期。
他成功地整合了武帝的开拓精神与昭帝、霍光时期的休养政策,将“文治”与“武功”结合得恰到好处。
他是一位真正的“拨乱反正”之主。
他矫正了武帝晚年的政策偏差,又没有陷入纯粹的保守,而是开创了一种更加成熟、稳健的帝国治理模式。
他来自民间,深知百姓疾苦,故其政策充满务实精神;
他身负血海深仇,却未变得暴戾,反而磨砺出坚韧沉毅的品格。
汉宣帝刘询,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在登基前受过牢狱之灾的皇帝,用他传奇的一生和辉煌的功业证明:
最伟大的力量,往往源于最深刻的苦难;
最稳固的盛世,必然建立在最务实的智慧之上。
他不仅是西汉的“中兴之主”,更是整个帝制时代,一位将“王道”与“霸道”运用得炉火纯青的顶级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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