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底，一支特殊学术访问团悄然入驻陈家村。
领头的是中山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林致远。
这位林教授，当年是参与制定第一版《基层治理优化建议方案》的发起人之一，也曾担任过多个国家治理现代化课题的牵头人。
他是带着怀疑来的。
毕竟，一个没有法条、没有章程、没有领导签批的制度系统，凭什么能靠一群“普通农民”撑起几百个村的自我运行？
可当他踏入祠堂，看到那堵“失败制度公示墙”时，眼神变了。
那是一面老砖墙，布满手写草案、圈批、错词、标注、箭头、修改建议、群众留言……像极了一部“制度野生史书”。
而墙角有一块最老的制度草案，上面写着：
“共田初稿V1.0”
“失败原因：分账时没考虑谁去地头看账。”
“村民留言：我家干了十天活，最后说账本写漏了，我不信！”
林致远站在那块墙前，愣了很久。
半晌，他转身对陈鹏飞说了一句话：
“你们这不是‘制度’，是‘制度记忆体’。”
“这不是标准化系统，而是——制度意识。”
“我明白了，蜂窝不是在教人治理，而是在让人明白——我也可以治理。”
“我也可以治理。”
这句话，被蜂窝平台编辑成了一张图，挂在全国各地的“共议会所”门口。
它不是口号，是一种觉醒。
制度，不再是上面安排的，是我可以写的。
……
学术界在震动。
很快，清华、北大、中山、复旦等高校接连发来合作申请，希望能够以“蜂窝制度”为蓝本，搭建“村治制度演化数据库”，用于高年级教学与治理模型对抗实验。
联合国乡村自治研究组也发来邮件，希望访问蜂窝制度图谱，作为东亚地区“去中心自治实践样本”之一进行研讨。
陈家村一下子从一个“边缘制度实验村”，变成了世界眼中“民间治理演化起点”。
蜂窝没有回应，不拒绝，也不炫耀。
他们只做了一件事：
在后台上线了一个新功能——
“田埂对话”
内容是由全国各地村庄提交的“失败制度录音”，包括争吵、质疑、懵懂、回炉等全部过程。
林璐璐写了上线文案：
“不是每一句骂声都要删掉。”
“我们想让你听听，制度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
后台一度瘫痪。
蜂窝服务器第一次崩溃，不是因为访问太多的好评，而是因为——全中国最普通的那些吵架声，被上传成了一场制度风暴。
“你凭什么决定我家田怎么分？”
“这个事儿你说了不算，要我们都点头才行！”
“我错了，我提议那个机制没想周全，这次我退出评议。”
“我虽然文化低，但我讲的，是我们家的事，我有发言权！”
……
这些声音，被清洗过的制度档案里永远不会保留。
但蜂窝把它们当作了主干。
陈鹏飞说得好：
“只有当你敢保留‘群众还不理解制度’的那一刻起，制度才是真的站在了他们那边。”
“制度不需要被吹捧，它只需要被吵出来。”
……
“田埂对话”发布第十五天，后台收到一封特殊投稿，来自一位外国学者。
那是一位荷兰籍社会结构研究者，他用了两年时间，跑遍中国西南，想研究“非标准农村组织体系”。
结果在一个苗寨村落，发现了“制度失败墙”。
他追查源头，找到了蜂窝。
那封投稿只有一句话：
“制度不是从首都走出来的，而是从某块干裂土地上，被几个不识字的村民吵出来、写出来、保留下来的。”
那一刻，全世界看见了蜂窝制度最本质的样貌：
不是发达，不是先进，不是标准——
而是活着的，错得起的，能改的。
“蜂窝制度”走入国际学术视野后，陈家村的冬天格外热闹。
联合国发展署、中国社科院、亚洲治理网络、德国基层自治观察团……一个接一个的考察团，踏着泥泞的田埂、挤进老祠堂、坐上冷板凳。
他们不看“文件”，只看“流程”。
不问“成功经验”，只问“失败怎么处理”。
而蜂窝制度，偏偏最擅长给他们“看失败”。
有位东南亚治理学者看完“失败制度留存墙”，感叹道：
“你们不是把制度失败当耻辱，而是当作制度的发育过程。”
“这太先进了。”
可陈鹏飞却淡淡摇头：“不是先进，是实在。”
“我们不是学者，是活在制度里的老百姓。”
“我们允许自己写错，因为我们承担得起。”
“我们不怕出错，因为我们随时准备改。”
……
与此同时，蜂窝平台的“田埂对话”功能继续扩大。
越来越多的村庄，将日常争议录音、意见冲突甚至代表互怼的会场音频上传——
有的吵得惊天动地，有的哭了，有的砸了板凳，也有的会后一起喝酒说“下次咱重新议”。
平台不删、不剪、不裁，只做一件事：
在每条录音末尾附上一句话：
“制度，从来不是写出来的，是吵出来的。”
而就在全网热议蜂窝制度时，一个意想不到的节点降临了。
教育部发出通知：蜂窝制度演化过程、制度公议结构、制度失败档案机制，将作为高一“思想政治”课程新增教学模块，列入2026年秋季新版教科书。
这意味着，蜂窝制度，不再只是“实验”，不再只是“地方现象”，而是——
走进了课堂。
走进了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的世界里。
“制度”不再是遥远的中央文件，而是“我爷爷参与写的共田规章”、“我妈昨天开会吵赢的红利议案”。
那一刻，蜂窝平台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制度意识觉醒”。
制度，不再是管理手段，不再是干部职责，不再是“能人策划”。
它成了村里人，“身份的一部分”。
就像你会说“我姓王，我是陕西人”，现在他们也会说：
“我家有一条制度，是我写的。”
“这块田，我们是按共议分的。”
“我们村，制度错过、吵过、改过，所以它真是我们自己的。”
……
而在这场意识革命的最前线，是一群看起来毫不起眼的人：
乡村中学的教师。
是他们，第一个把蜂窝制度图谱贴在黑板旁。
是他们，第一个把“失败制度流程图”印成复习材料。
是他们，第一个让学生在作业里写：
“如果你来设计一条‘留守儿童互助制度’，你会怎么写？如果失败了，你准备怎么面对大家？”
蜂窝制度，从一个“制度体系”，变成了一场**“教育革命”**。
张玉英第一次走进县一中课堂时，看见一个孩子举手发言：
“我们村的田，是我爸写的制度分的。他还让人骂了，说不公平。”
“后来改了，但我觉得他敢写，是我见过最牛的事。”
张玉英听完，差点掉泪。
她回头对吴凡说：
“这制度啊，已经不是‘该怎么治村’的问题。”
“是——让一个孩子知道，他爸不是个在会上沉默的村民。”
“而是一个——可以写规矩的人。”
……
蜂窝制度的这种“身份内生化”，引起学界一场前所未有的制度分类争论。
过去，治理理论常常把制度分为：
?他治型制度：外部下发、强制执行；
?协治型制度：上级参与、地方配合；
?自治型制度：村民为主、政府引导；
而蜂窝制度硬生生杀出一条新路径：
生治型制度：
?不以“谁下发”为中心；
?不以“框架套入”为标准；
?完全依赖“民众生发—共议演化—失败记录—集体修正”的自然生成机制。
制度学者林致远在一次国际制度论坛上公开表示：
“蜂窝制度不是另一种制度形式，而是我们这个时代诞生的一种——制度意识形式。”
“它从根本上告诉我们，制度不是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
这番话在学界掀起轩然大波。
有人质疑：“制度怎么能靠情绪、争议、试错来支撑？”
林致远只回了六个字：
“你去过村口没有？”
……
十二月初，蜂窝平台宣布下一阶段计划：
建设全国第一座“制度失败博物馆”。
选址在陈家村旧砖厂遗址，占地三亩，不修楼堂，不挂大牌，只保留一条口号：
“在这里，没有失败的制度，只有被记录的过程。”
馆内计划设立六个展区：
1.制度争议再现厅；
2.村民吵架录音墙；
3.失败机制改版对照室；
4.制度草稿手写区；
5.青年制度创作互动区；
6.祠堂议事现场复刻区；
开放时间为全年无休。
陈鹏飞在剪彩仪式上说了最后一句话：
“我们不是为了留下制度。”
“我们是为了留下——他们写制度的那一刻。”
“那一刻，是这个时代，最不该忘记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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