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丰，字元皓，生于巨鹿郡（今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一带）。
巨鹿地处黄河下游北岸，自古便是中原文化与燕赵文化交汇之地，春秋战国时属赵国疆域，受“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风气熏陶，此地百姓既重节义，又尚智谋。
田丰的出身虽未见于《三国志》《后汉书》等正史中明确的名门望族记载，但从其早年“博览群书，名重州里”的经历来看，应出身于当地有一定文化底蕴的士人家庭——在东汉“察举制”主导的选官体系下，唯有具备一定的家族背景与文化积累，才能获得接受系统教育的机会。
东汉末年，经学盛行，士人们多以研读儒家经典为进阶之途，田丰亦不例外。
他自幼便展现出过人的天赋，《先贤行状》中记载其“少而岐嶷，有异才”，十岁便能通读《论语》，十五岁已精通《诗经》《尚书》，尤其对《春秋》《左传》等记载历史兴衰、兵法谋略的典籍钻研极深。
与当时只重章句训诂的腐儒不同，田丰读书更重“经世致用”，常以历史上的贤臣良将自比，思考如何在乱世中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
成年后，田丰因才学出众、品行端正，被地方官员举荐为“孝廉”——这是东汉士人步入仕途的重要途径，此后他被征召至洛阳，担任太尉府属官，正式踏入东汉官僚体系。
在太尉府任职期间，田丰以办事干练、刚正不阿着称。
太尉作为东汉“三公”之一，掌管全国军事，府中事务繁杂，田丰却总能条理清晰地处理各类公文，对军事制度、边防形势的见解更是常令同僚惊叹。
当时正值灵帝末年，朝政腐败，宦官“十常侍”专权乱政，地方豪强兼并土地，百姓流离失所，田丰多次向太尉进言，建议整顿吏治、减免赋税、加强边防，却因触动宦官与豪强利益，始终未被采纳。
不久后，田丰因不愿与朝中腐朽势力同流合污，主动请求外放，调任冀州别驾——别驾是州牧的副手，地位仅次于州牧，掌一州行政、监察之权，这一职位为田丰提供了施展治政才能的舞台。
此时的冀州，是东汉末年天下最富庶的州郡之一。
冀州地处华北平原，土地肥沃，人口稠密，“带甲百万，谷支十年”，素有“天下之重资”的美誉。
时任冀州牧的韩馥，出身颍川韩氏，虽为名士，却性格懦弱、缺乏雄才大略。
面对黄巾起义后各地诸侯割据的局势，韩馥既无招揽人才、整军备战的远见，又无稳定地方、安抚百姓的举措，反而沉迷于眼前的安逸，对境内的豪强势力一味妥协。
田丰担任冀州别驾后，多次向韩馥提出具体建议：其一，整顿地方武装，挑选精锐组建“州兵”，防备黄巾余党与周边诸侯的袭扰；其二，开设“学宫”，招揽冀州境内的贤才，为治理冀州储备人才；其三，减轻百姓赋税，鼓励农耕，储存粮草以备不时之需。
这些建议切中冀州发展的要害，却因韩馥的“庸碌寡断”屡屡被搁置。
一次，韩馥因畏惧北方公孙瓒的骑兵，打算将冀州的部分粮草送给公孙瓒以换取和平，田丰得知后，冒死进谏：“冀州乃天下根本，粮草是军民之命，公孙瓒狼子野心，今日送粮求和，明日必来夺地，大人若不早做准备，恐将引狼入室！”
韩馥却不以为然，反而斥责田丰“危言耸听”。
田丰见韩馥如此昏聩，深知冀州迟早会落入他人之手，心中虽有抱负，却苦于无人赏识，只能在暗中叹息。
不过，田丰的才华并未被埋没。
时任渤海太守的袁绍，早已注意到这位冀州的贤才。
袁绍出身“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其祖父袁汤、父亲袁逢、叔父袁隗均曾担任三公之职，家族声望遍布天下，“门生故吏遍于天下”。
黄巾起义后，袁绍因反对宦官专权，被迫逃离洛阳，后被任命为渤海太守，驻守渤海郡（今河北省沧州市一带）。
袁绍素有争霸天下的野心，深知“得人才者得天下”，他在渤海期间，一面招兵买马，一面派人暗中考察冀州境内的贤才，田丰的智谋与品行，很快便通过使者传入袁绍耳中。
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袁绍采纳谋士逢纪的建议，以“公孙瓒将袭冀州”为由，派使者向韩馥施压，同时暗中联络冀州境内的豪强与官员，劝说他们支持自己入主冀州。
韩馥本就畏惧公孙瓒，又听闻袁绍得到众多豪强支持，顿时慌了手脚，最终在部下的劝说下，决定将冀州牧之位让给袁绍。
袁绍兵不血刃入主冀州后，第一件事便是亲自前往田丰家中拜访——当时的袁绍已身为冀州牧，却以“宾主之礼”对待田丰，亲自为田丰斟酒，诚恳地说：“元皓先生，袁绍久闻您的才名，今日得遇，如鱼得水，愿先生不弃，与我共图大业！”
田丰见袁绍如此礼贤下士，又深知袁绍有争霸天下的潜力，心中积压已久的抱负终于有了施展的机会，当即答应加入袁绍阵营。
袁绍大喜，任命田丰为别驾从事，让他参与军政大事的谋划——别驾从事虽与田丰此前担任的冀州别驾名称相似，却因袁绍的信任，拥有了参与核心决策的权力。
从此，田丰正式登上汉末诸侯争霸的舞台，成为袁绍集团的核心谋士之一。
袁绍入主冀州之初，局势并不稳固。
当时的冀州，虽然富庶，却处于四战之地：北面，公孙瓒率领的幽州铁骑刚刚击败黄巾军余党，占据幽州（今北京市、河北省北部一带），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冀州；南面，曹操已在兖州（今山东省西南部、河南省东北部一带）站稳脚跟，招降了大量黄巾军，实力日益增强；西面，黑山军（黄巾起义余党）在张燕的率领下，活跃于并州（今山西省一带）与冀州西部，时常袭扰地方；东面，青州（今山东省东部一带）被黄巾军余党与地方豪强分割，局势混乱。
此外，冀州境内的豪强势力虽表面归顺袁绍，却仍有不少人暗中观望，甚至与公孙瓒、曹操等人有联系。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袁绍召集麾下谋士商议战略方向，审配、逢纪等谋士纷纷提出“先取中原，与曹操争锋”的建议，认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趋势已现，若不早日消灭，必成后患。
唯有田丰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向袁绍献上“先固河北，再图中原”的战略规划，这一规划分为三个阶段，逻辑严密，层层递进。
第一阶段：稳定冀州内部。
田丰认为，冀州是袁绍集团的根基，若内部不稳，贸然对外用兵，必遭后顾之忧。
他建议袁绍采取三项措施：其一，安抚百姓，下令减免冀州境内一年的赋税，同时开仓放粮，救济因战乱流离失所的灾民，赢得百姓的支持；其二，整顿吏治，罢免韩馥时期任用的庸碌官员，提拔有才能、品行端正的士人，同时严厉打击贪赃枉法的豪强，巩固统治基础；其三，整合军事力量，将冀州境内的地方武装与袁绍带来的渤海兵统一整编，挑选精锐组建“先登营”“强弩营”等特种部队，提升军队战斗力。
袁绍对这些建议完全采纳，任命田丰负责具体实施。
在田丰的主持下，冀州很快稳定下来，百姓安居乐业，官员各司其职，军队战斗力也大幅提升，为袁绍集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阶段：消灭北方的公孙瓒，统一河北。
田丰指出，公孙瓒是袁绍集团最危险的敌人：其一，公孙瓒拥有当时天下最强的骑兵部队——“白马义从”，这支骑兵由公孙瓒亲自训练，“皆乘白马，选精锐三千人”，战斗力极强，曾多次击败黄巾军与匈奴骑兵；其二，公孙瓒占据幽州后，与袁绍接壤，随时可能南下进攻冀州，若袁绍南下与曹操交战，公孙瓒必然会趁机偷袭冀州后方；其三，公孙瓒性格残暴，统治幽州期间“多杀降将，虐待百姓”，不得人心，只要策略得当，不难击败。
基于此，田丰建议袁绍将主要兵力集中在北方，优先解决公孙瓒。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袁绍正式决定攻打公孙瓒，田丰作为首席谋士，全程参与军事谋划。
公孙瓒得知袁绍来攻后，深知自己的骑兵在平原作战虽强，但面对袁绍的步兵与弩兵联军，难以发挥优势，于是决定退守易京（今河北省雄县西北）。
易京是公孙瓒精心打造的防御要塞，“围堑十重，于堑里筑京，皆高五六丈，为楼其上；中堑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积谷三百万斛”，可谓固若金汤。
袁绍大军抵达易京后，多次发动进攻，均被公孙瓒的守军击退，双方陷入僵持。
数月后，袁绍军粮草消耗巨大，军心动摇，不少将领主张撤兵，审配等人也认为“易京难以攻克，不如先回冀州休整”。
关键时刻，田丰向袁绍献上“声东击西、分化瓦解”之计：其一，派少量兵力继续在易京正面修筑土山，架设云梯，佯攻易京，让公孙瓒误以为袁绍要强行攻城，从而将主力集中在正面防御；其二，派遣精锐部队绕到易京后方，切断公孙瓒与外界的联系，尤其是阻断公孙瓒从幽州各地运来的粮草；其三，派人秘密潜入易京，招降公孙瓒麾下的部将——田丰早已得知，公孙瓒因性格多疑，对麾下将领极为苛刻，不少将领对他心怀不满，只要许以高官厚禄，必然会有人倒戈。
袁绍依计而行，命大将颜良率领部分兵力在易京正面佯攻，同时派张合、高览率领精锐骑兵绕到易京后方，攻占了公孙瓒的粮草囤积地。
与此同时，田丰亲自起草招降信，派人送给公孙瓒麾下的得力部将关靖、田楷等人，信中不仅承诺“若能归降，必保爵位不失”，还列举了公孙瓒的种种残暴行径，劝他们“弃暗投明，保全宗族”。
果然，关靖、田楷等人早已对公孙瓒不满，接到招降信后，当即决定倒戈，暗中与袁绍军联络，约定在夜间打开易京城门。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正月，关靖、田楷按照约定，打开易京西门，袁绍大军趁机涌入城中。
公孙瓒得知城池已破，深知大势已去，于是在自己居住的高楼上纵火自焚，其妻子儿女也一同赴死。
至此，幽州被袁绍平定，袁绍集团的势力范围扩展到冀州、青州、幽州、并州四州之地，拥有数十万大军，成为当时天下实力最强的诸侯。
而这一局面的形成，田丰的“先固河北”战略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正是因为田丰的精准谋划，袁绍才能在短短数年之内，从一个渤海太守成长为北方霸主，田丰也因此被袁绍麾下的将士称为“河北谋主”。
第三阶段：积蓄实力，等待时机南下中原。
在平定公孙瓒后，袁绍集团达到鼎盛，但田丰并未因此骄傲自满，反而更加谨慎。
他向袁绍建议，在统一河北后，不宜立即南下攻打曹操，而是应该进行为期一到两年的休整：其一，在四州境内推行“屯田制”，组织士兵与百姓开垦荒地，储存粮草——田丰深知，战争的本质是后勤的较量，只有拥有充足的粮草，才能在长期战争中占据优势；其二，整顿军队，淘汰老弱病残，加强训练，同时招募北方的匈奴、乌桓等少数民族骑兵，充实骑兵部队，以应对曹操的“虎豹骑”；其三，派遣使者联络荆州的刘表、徐州的刘备，形成“三方夹击曹操”的态势，让曹操陷入多线作战的困境。
田丰的这一建议，充分体现了他“稳健求胜”的战略思想，也符合当时袁绍集团的实际情况——毕竟，袁绍大军刚刚经历了长达一年的灭公孙瓒之战，士兵疲惫，粮草消耗巨大，确实需要时间休整。
然而，田丰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一建议，成为他与袁绍矛盾激化的开端，也为他日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在平定公孙瓒后，袁绍集团内部关于“是否立即南下攻打曹操”的争论逐渐升温。
以审配、郭图为首的谋士，主张立即出兵讨伐曹操，他们的理由有三：其一，袁绍集团刚刚平定河北，士气正盛，“十万之众，良将千员”，而曹操当时仅有两万左右的兵力，实力远不如袁绍，此时进攻，必能一举获胜；其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政治上占据主动，若不早日消灭，曹操必然会利用汉献帝的名义招揽天下人才，日后再想消灭将会更加困难；其三，袁绍出身“四世三公”，家族声望远胜于曹操，只要出兵讨伐曹操，天下诸侯必然会纷纷响应，形成“群起而攻之”的局面。
审配、郭图的建议，迎合了袁绍此时骄傲自满的心态。
在平定公孙瓒后，袁绍早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认为自己兵多将广，天下无人能敌，曹操不过是“阉宦之后”（曹操的祖父曹腾是东汉末年的大宦官），根本不配与自己抗衡。
因此，袁绍对审配、郭图的建议极为赞同，甚至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出兵事宜。
面对这一局面，田丰心急如焚，他深知曹操并非等闲之辈，若仓促出兵，必然会遭遇惨败。
于是，田丰多次在朝堂上向袁绍进言，坚决反对立即南下，他从“实力对比、时机选择、战术配合”三个方面，详细阐述了不宜立即出兵的理由。
从实力对比来看，田丰认为，袁绍集团虽然在兵力数量上占据优势，但在军队质量与后勤保障上，并不比曹操强。
其一，曹操的军队虽然人数较少，但大多是经历过多次战争的精锐，尤其是曹操的“虎豹骑”，战斗力极强，而袁绍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其中有不少是刚刚投降的公孙瓒旧部，忠诚度与战斗力都有待考验；其二，曹操占据的兖州、豫州，虽然面积不如袁绍的四州广阔，但这些地区经过曹操多年的治理，“百姓安居乐业，粮草充足”，而袁绍的四州刚刚经历战乱，百姓困苦，粮草储备并不充裕，若陷入持久战，袁绍必然会因粮草不足而陷入被动。
从时机选择来看，田丰认为，当时并非攻打曹操的最佳时机。
其一，袁绍集团刚刚经历长期战争，士兵疲惫，百姓困苦，需要时间休养生息，恢复国力，此时出兵，不仅会加重百姓负担，还可能导致士兵哗变；其二，曹操当时正与刘备在徐州交战——刘备在吕布被消灭后，投靠曹操，后因不满曹操的控制，趁机占据徐州，曹操为了平定刘备，亲自率领大军东征，许都空虚。
田丰认为，此时应该“坐山观虎斗”，让曹操与刘备互相消耗实力，待双方两败俱伤时，再出兵进攻，必能事半功倍。
从战术配合来看，田丰提出了“联合刘备、袭扰边境、以待时机”的策略。
其一，派遣使者前往徐州，与刘备结盟，许以“若击败曹操，便将豫州封给刘备”的承诺，让刘备在徐州牵制曹操的兵力；其二，派遣轻骑兵袭扰曹操的边境，破坏曹操的农业生产，让曹操陷入“粮草短缺”的困境；其三，在曹操与刘备交战疲惫、粮草短缺时，再集中全部兵力发动总攻，此时曹操必然无力抵抗，袁绍集团便可一举夺取中原。
田丰的建议，逻辑清晰，论据充分，是当时最为稳妥的策略，若袁绍能够采纳，官渡之战的结局或许会被改写。
然而，此时的袁绍早已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他认为田丰的建议是“故意拖延战机，动摇军心”，甚至怀疑田丰与曹操暗中有联系。
审配、郭图等人见状，趁机向袁绍进谗言，郭图说：“田丰此人，素来刚愎自用，此前主公采纳他的建议平定河北，他便自以为功高盖世，如今竟敢当众反驳主公，分明是不把主公放在眼里！若不加以惩戒，日后必生祸患。”
审配也附和道：“田丰与曹操麾下的谋士荀彧是旧识，说不定早已暗中勾结，故意劝说主公不出兵，好让曹操有时间准备。”
袁绍本就性格多疑、刚愎自用，听了审配、郭图的谗言后，更加愤怒。
他当着众臣的面怒斥田丰：“我坐拥四州之地，带甲数十万，难道还怕一个曹孟德？你屡次在朝堂上顶撞我，阻碍我出兵，分明是怀有二心！”
田丰见袁绍不仅不听劝谏，反而听信谗言污蔑自己，心中悲愤交加，却仍不愿放弃，他跪在地上，声泪俱下地说：“主公！臣并非怀有二心，而是深知曹操的狡诈与战争的凶险，若主公执意仓促出兵，恐将酿成大祸啊！臣愿以全家性命担保，若按臣的计策行事，必能击败曹操；若主公不听臣言，日后兵败，悔之晚矣！”
田丰的恳切劝谏，非但没有打动袁绍，反而让袁绍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极大挑战。
袁绍怒不可遏，指着田丰骂道：“你这腐儒，竟敢诅咒我军兵败！今日若不惩治你，我何以服众？”
当即下令将田丰打入冀州大牢，剥夺其所有官职与兵权，只待出兵后再作处置。
田丰被士兵押解着走出朝堂时，回头望了一眼袁绍，眼中满是失望与遗憾，他深知，自己这一去，不仅再也无法参与军国大事，袁绍集团的命运，恐怕也将就此走向下坡路。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正月，袁绍正式发布讨伐曹操的檄文，檄文中历数曹操“阉宦之后、挟天子以令诸侯、残害忠良”等罪状，号召天下诸侯共同讨伐曹操。
随后，袁绍亲率十万大军、万余匹战马，兵分三路南下：东路军由颜良率领，进攻白马（今河南省滑县东北），以打开通往许都的门户；西路军由文丑率领，进攻延津（今河南省延津县北），牵制曹操的兵力；中路军由袁绍亲自率领，驻守黎阳，作为大军的后援。
官渡之战的序幕，就此拉开。
此时的曹操，正率领大军在徐州征讨刘备，得知袁绍出兵的消息后，曹操深知许都空虚，若不尽快回师，必遭袁绍偷袭。
于是，曹操当机立断，迅速击败刘备，迫降刘备麾下大将关羽，随后率领大军日夜兼程返回许都。
在许都，曹操召集麾下谋士商议对策，荀彧、郭嘉等谋士均认为，袁绍虽然兵力众多，但“谋而不断、将骄兵惰”，只要策略得当，必能击败袁绍。
曹操采纳了谋士们的建议，决定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先抵御袁绍的东路军与西路军，再与袁绍的中路军在官渡决战。
二月，颜良率领的东路军抵达白马，对白马发起猛攻。
白马守将刘延兵力薄弱，多次向曹操求援。
曹操起初打算亲自率军救援白马，但谋士荀攸建议道：“袁绍兵力雄厚，若我军直接救援白马，必然会与颜良的大军正面交锋，难以取胜。不如采取‘声东击西’之计，先派少量兵力假装进攻延津，吸引袁绍的注意力，让袁绍误以为我军要进攻延津，从而调颜良的部分兵力前往延津支援，然后我军再率精锐部队突袭白马，必能击败颜良。”
曹操采纳了荀攸的建议，依计而行。
袁绍果然中计，得知曹操要进攻延津后，立即下令颜良调派一半兵力前往延津支援。
颜良不知是计，欣然从命，导致白马的兵力大幅减少。
曹操见时机成熟，亲自率领张辽、关羽等精锐将领，日夜兼程赶往白马。
当曹军抵达白马城外时，颜良正在军中处理军务，毫无防备。
关羽望见颜良的麾盖，策马冲锋，在万军之中斩杀颜良，割下其首级返回曹营。
袁军见主将被杀，顿时军心大乱，曹操趁机下令发起总攻，袁军大败，白马之围遂解。
白马战败的消息传到黎阳后，袁绍又惊又怒，他既为颜良的战死感到惋惜，又为自己低估曹操的实力而懊悔。
此时，田丰在狱中得知白马战败的消息，心中更加焦急，他托人向袁绍上书，再次建议袁绍停止南下，改用“袭扰战术”牵制曹操，待时机成熟后再发动总攻。
然而，袁绍此时早已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他认为白马战败只是“偶然失利”，并非田丰所说的“战略失误”，反而觉得田丰在狱中还敢“妄议军事”，于是下令将田丰的枷锁加重，严禁任何人再为田丰传递消息。
白马战败后，袁绍决定亲自率领中路军南下，同时命令文丑率领西路军追击曹操，企图挽回败局。
曹操在解了白马之围后，深知自己兵力不足，难以与袁绍的大军长期对峙，于是决定放弃白马，率领军民向延津方向撤退，同时将白马城内的粮草、物资全部转移，不给袁绍留下任何有用的东西。
文丑率领西路军追击至延津南时，发现了曹操留下的粮草与物资，袁军士兵见有利可图，纷纷下马抢夺，军队大乱。
曹操见时机成熟，下令早已埋伏好的曹军发起进攻，袁军猝不及防，再次大败，主将文丑也在乱军中被杀。
短短一个月内，袁绍接连损失颜良、文丑两员大将，军队士气大跌，而曹操则凭借着出色的战术指挥，以少胜多，极大地鼓舞了曹军的士气。
此时，袁绍集团内部不少将领开始质疑袁绍的指挥能力，甚至有人暗中联络曹操，准备投降。
审配、郭图等人见状，不仅没有反思自己的战略失误，反而将战败的责任归咎于田丰，他们对袁绍说：“主公，若不是田丰在狱中散布谣言，动摇军心，我军怎会接连战败？田丰此人不除，必为我军大患！”
袁绍虽然对接连战败感到不满，但此时还未下定决心处死田丰，只是下令加强对田丰的看管，不许任何人探视。
同年八月，袁绍率领大军抵达官渡（今河南省中牟县东北），与曹操的大军隔河对峙。
官渡是许都的门户，一旦官渡失守，许都便会暴露在袁绍的大军面前，因此，曹操亲自率领大军驻守官渡，与袁绍展开了长期的对峙。
袁绍见曹操坚守不出，便下令在官渡对岸修筑土山，让士兵站在土山上向曹营射箭，曹军士兵在营中行走时，不得不头顶盾牌，士气受到极大影响。
曹操见状，便命令工匠制造“霹雳车”——一种可以发射石头的攻城器械，用霹雳车向袁军的土山发射石头，将袁军的土山全部摧毁，袁军的射箭战术就此失效。
袁绍见土山战术失败，又想出了“挖地道”的计策，命令士兵在夜间偷偷挖掘地道，企图从地道潜入曹营，发动突袭。
曹操得知后，便命令士兵在曹营周围挖掘深沟，一旦袁军的地道挖到深沟处，便会被曹军发现，袁军的地道战术也以失败告终。
就这样，双方在官渡对峙了近两个月，期间互相使用了多种战术，却始终未能分出胜负。
随着时间的推移，曹军的粮草逐渐短缺，士兵疲惫不堪，不少将领开始建议曹操撤兵回许都，曹操也陷入了犹豫之中。
就在曹操犹豫不决之时，袁绍麾下的谋士许攸因家人被审配收治而心生不满，加上他向袁绍提出的“分兵袭击许都”的建议未被采纳，于是决定背叛袁绍，投奔曹操。
许攸深知袁绍军的虚实，他见到曹操后，立即向曹操献上了“夜袭乌巢”之计——乌巢是袁绍军粮的囤积地，由淳于琼率领一万士兵驻守，只要烧毁乌巢的军粮，袁绍大军必然会因粮草短缺而军心大乱，曹操便可趁机发动总攻，一举击败袁绍。
曹操得知乌巢是袁绍的军粮囤积地后，大喜过望，当即决定亲自率领五千精锐骑兵，伪装成袁军，连夜赶往乌巢。
曹军士兵都穿着袁军的服装，打着袁军的旗号，在夜间偷偷穿过袁军的防线，顺利抵达乌巢。
抵达乌巢后，曹操下令放火焚烧袁军的粮草，顿时，乌巢火光冲天，浓烟滚滚。
淳于琼见状，急忙率领士兵抵抗，却被曹军击败，淳于琼本人也被曹军俘虏。
乌巢被袭、军粮被烧的消息传到官渡后，袁绍大军顿时军心大乱，士兵们纷纷无心作战，不少将领甚至开始暗中联络曹操，准备投降。
袁绍见大势已去，深知自己无法再与曹操抗衡，于是在夜间率领八百骑兵，偷偷渡过黄河，逃往冀州。
曹操得知袁绍逃走后，下令发动总攻，袁军士兵因失去主帅，纷纷放下武器投降，曹军共斩杀袁军七万余人，缴获了大量的粮草、物资与兵器。
官渡之战，最终以曹操的大胜、袁绍的惨败而告终。
官渡之战惨败的消息传回冀州后，整个冀州震动，百姓们纷纷议论纷纷，感叹袁绍不听田丰的劝谏，才落得如此下场。
此时的冀州大牢中，与田丰同监的狱友们得知袁绍大败的消息后，纷纷向田丰道贺：“元皓先生，您之前的预言果然应验了！如今主公大败而归，必然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知道您的忠心，一定会释放您，甚至重用您啊！”
田丰听后，却只是摇了摇头，神色平静地说：“诸位有所不知，主公此人，外表宽厚，内心却猜忌多疑。若他此次战胜，或许会因为高兴而赦免我，将我当作炫耀的资本；如今他大败而归，心中必然羞愧难当，又怎会容忍我这个曾经劝谏过他的人存在？他一定会认为我在背后嘲笑他的失败，到时候，我恐怕性命难保了。”
狱友们听后，都觉得田丰过于悲观，认为袁绍再怎么昏庸，也不会杀害一位忠心耿耿的谋士，因此并未将田丰的话放在心上。
然而，田丰的预言很快便应验了。
袁绍率领残部逃回冀州后，一路上听到百姓们都在议论“若主公当初听了田丰先生的话，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心中既羞愧又愤怒。
回到冀州后，袁绍立即召集审配、郭图等谋士商议对策，审配、郭图等人深知袁绍的性格，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同时除掉田丰这个“眼中钉”，便向袁绍进谗言：“主公，田丰在狱中得知我军大败的消息后，不仅没有丝毫担忧，反而拍手称快，说‘我早就知道主公不听我的话会失败，如今果然应验了’！他这分明是在嘲笑主公，动摇民心啊！”
袁绍听后，怒不可遏，他本就对田丰的劝谏心怀不满，如今又听闻田丰“嘲笑自己”，更是怒火中烧，当即下令：“田丰这个腐儒，竟敢如此羞辱我！我若不杀他，难解我心头之恨！”
随后，袁绍派遣使者前往冀州大牢，赐给田丰一把宝剑，令其自尽。
使者抵达大牢后，向田丰宣读了袁绍的命令，并将宝剑递给田丰。
田丰接过宝剑，望着窗外的冀州大地，心中百感交集。
他想起了自己早年在太尉府任职时的抱负，想起了袁绍当初礼贤下士的场景，想起了自己为袁绍集团制定“先固河北”战略时的意气风发，也想起了自己多次劝谏袁绍却被拒绝的无奈与悲愤。
他一生忠于袁绍，鞠躬尽瘁，为袁绍集团的发展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却最终因为直言劝谏而落得如此下场。
田丰长叹一声，对使者说：“我田丰一生智谋过人，却未能遇到明主，今日之死，非我之过，实乃袁绍之过也！我死之后，还望你转告袁绍，若他仍不知悔改，继续刚愎自用，袁绍集团迟早会走向覆灭！”
说完，田丰举起宝剑，毫不犹豫地自刎而死，一代智士，就此陨落，时年约五十岁。
田丰死后，冀州百姓无不悲痛惋惜，不少士人甚至自发为田丰举办葬礼，纪念这位忠心耿耿的谋士。
而袁绍集团内部，也因田丰的死而更加人心涣散，不少谋士与将领见袁绍如此昏庸寡恩，纷纷暗中联络曹操，准备投降。
审配、郭图等人虽然除掉了田丰，却未能挽救袁绍集团衰落的命运，反而因为互相倾轧，进一步加速了袁绍集团的覆灭。
建安七年（公元202年），袁绍因官渡之战的惨败而忧愤成疾，最终在冀州病逝。
袁绍死后，他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为了争夺继承权，互相攻伐，曹操趁机率领大军北上，先后击败袁谭、袁尚，攻占了冀州、青州、幽州、并州四州之地。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击败袁尚与乌桓的联军，袁尚逃往辽东，被辽东太守公孙康斩杀，袁绍集团彻底覆灭。
田丰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在汉末三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他是一位极具远见卓识的战略家，其为袁绍制定的“先固河北，再图中原”战略，精准地把握了当时天下局势的发展趋势，帮助袁绍在短短数年之内成为北方霸主；他也是一位忠心耿耿的谋士，即使被袁绍打入大牢，仍心系袁绍集团的命运，多次上书劝谏袁绍，希望能够改变袁绍集团的命运。
然而，他的才华与忠诚，最终却未能得到认可，反而成为了招致杀身之祸的原因，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袁绍集团的悲剧。
在汉末三国时期，谋士的命运往往与主公的性格紧密相连。
荀彧、郭嘉辅佐曹操，因其“知人善任、虚心纳谏”，得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成为一代名相、名谋；诸葛亮辅佐刘备，因其“三顾茅庐、信任不疑”，得以实现“隆中对”的战略规划，帮助刘备建立蜀汉政权；而田丰辅佐袁绍，却因其“刚愎自用、多疑寡恩”，最终落得个“忠言逆耳、狱中殒命”的下场。
由此可见，即使拥有顶尖的人才，若主公不能虚心纳谏、知人善任，最终也只能走向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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