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日的刘学勤，咋能这么有钱呢？”
看到塞音时报公告牌中刘学勤和内阁大臣的财务状况，朱棣的第一反应就是这踏马是在炫富，顿时觉得内帑的金花银都不香了。
公告牌并未就披露官员财产信息作出任何解释，坊间对此作出的解读也是千奇百怪。
最先被刺激到的是大明官员。
以前都说塞国官员如何有钱，但大明中下级官员对真实情况并不是很清楚。现在报纸上白纸黑字写出来了，有些人横向这么一对比，立刻就不平衡了。
塞国那边的公务员考试简单的跟玩儿似的，在大明这些从千军万马里冲杀出来的进士眼里，那真是狗都能当官。
关键是那边的县令随随便便都有几千、几万块的存款，要知道人家那钱可是硬邦邦的塞音钞啊，含银量比永乐银元都足！
看着自己手里刚领到的一沓永乐宝钞，真是令人欲哭无泪。
塞国知县的月俸就能将近1000块！听说今年还给配了公务用车，限知县以上级别，县局的那些局长们还是没有的。
但大明这边起步就是七品县令好不好？
这种情绪蔓延到了朝堂，表现就是大臣们普遍精神萎靡不振，有个别人在早朝竟然站着打起盹来。
朱棣这才意识到不对，“姓刘的你这不是在打朕的脸吗？你开那么高工钱给谁看呢？”
于是他令杨荣等大臣对此进行反击，这时候朱棣有些后悔，解缙这个人杀的有些可惜了，要不留着打口水仗多好？
令朱棣哭笑不得的是，朝臣们私底下一合计，结果联名上奏，主题就一个：请皇上给官员加薪。
朱棣这个人对关系好的臣子们，情面有些软，这一点跟朱元璋没法比。但他又不想答应，就采取了拖字诀。
大臣们见皇上那边没动静，就跑去游说太子朱高炽。朱高炽也只好去见父皇，他给皇上出了个主意：“官员们如今都在收皂隶银，要不您颁布一道旨意，把这事给合法化了吧。”
反正是慷他人之慨，藩王、勋贵们的奶酪动不得，只能再苦一苦百姓了。
朱棣也是知道皂隶银这回事的，但他是个抓大放小的性子，以前没怎么当回事，他也认真了起来，于是给杨荣、夏原吉几个心腹大臣写了小纸条，问道：
“你们不是老自我标榜廉洁吗？怎么还贪这点儿小钱（皂隶银）？”
大臣们对道：“官员俸禄太少，想了这么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朝臣都这么干，臣也这么干。”
朱棣叹道：“想不到朝臣清贫如此！”
于是就不再追究皂隶银之事，这等于变相给官员们开了条贪污腐败的口子。
但在民间，却悄然掀起了一股塞学热潮。这一年，塞国最畅销的书是小学课本，几度卖到脱销。
半年的销量就超过30万套（包含数学、物理、化学等科目）！这还没算走私出去的旧书，以及大明的盗版。
由于塞国的造纸厂发明了蒸汽打浆机，以及漂白剂次氯酸钠（84消毒剂），又有台湾、安南等地的蔗渣纸浆和廉价木浆，塞国的造纸技术突飞猛进，把明塞两国的白纸成本打到了原来的一半不到。
而这些年大明的经济也在快速增长，手工业有所发展，出现了南京、北京、杭州、苏州、宁波等许多规模较大的城市。
一些富裕的市民和乡下的开明绅士早就在关注塞国那边的发展，那些耕读传家的家族不再让子弟只读儒学，而是兼修塞学。
对孩子的教育问题，国人向来是务实的。
而由于技术发展导致书本的成本大幅度降低，例如塞国刊印的小学课本每本只售三毛钱，即便贩运到大明，通常也不会超过五毛钱每本。
这也使得大明能读得起书的人群大幅度增加，这么多的读书人想考科举实在不现实，毕竟三年一科，一科平均只有300来人，录取比例低的不像话。
由于这回是民间自发形成的塞学热，来势汹汹，就把儒生们吓到了。毫无疑问，明塞两国国力的不平衡，终于再次触及到了道统之争。
是可忍，孰不可忍？
一时间，皇明时报、荆州商报、儒者文摘等大明的刊物纷纷就塞国公告牌之事进行了抨击。
皇明时报撰文称：塞国虽称“共和”，实际是门户私计。以国主刘某某为首，勋贵、官员疯狂敛财，视百姓为刍狗。可笑他们孔雀开屏式的自我炫耀，根本是对其犯下滔天罪行的欲盖弥彰。
荆州商报的论点较为温和，但也对此提出质疑：自古有财不露白之说，今将上等人之家私露于下等人之面，是自证清白耶？哗众取宠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至于儒者文摘，那就是跳着脚骂娘了，有文提到：“君师者，治之本也。国君的财产本来是该隐晦的（为尊者讳），可塞国却将这些披露给了公众，小民不知高低，论者嫌其铜臭。这导致君民不能同心同德，是动摇国本的做法。”
“听说老仙这人喜欢别出心裁，自己制定规则，而不遵循古制（事不稽古），必将导致礼崩乐坏。祸乱天下者，必塞人也。”
……
对于大明发动的舆论战，这回总山予以快速响应，塞音时报接连刊登了两篇署名丁春秋的时事评论文章。
第一篇的主旨是“社会实验”。
老仙引用韩愈的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由此可见，崇古而不必复古。
先民筚路蓝缕，刀耕火种，开创了农业文明。
之后我塞学兴起，将社会引导向了工业时代。塞国人口尚不足大明的一半（塞音二十四年塞国人口已经达到2800万，大明约6000万），但我们创造的产值接近30亿元，十倍于大明。
这个经济成就世人有目共睹，我国物价稳定，国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贫困人口可以得到朝廷的救济。
礼记有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 、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我国做的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更加接近于这一理想。
然而世人只看到我们展现出来的实力，却往往忽略了我们在制度建设方面作出的努力。
我们推出了【专利法案】，设立了专利局，让创造者得到应得的报酬。自古以来工匠对手艺藏私，正是有了专利制度，人们才愿意与他人分享技术成果，这使得社会资源得到更合理的配置。
此次我们通过公告牌现实官员的收入，是要让公众对我们的队伍进行监督。
没有完美的制度，我们也是在摸索前行，对于这样的尝试，我愿称为“社会实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会使得我们在制度设计中尽可能少犯错误。
须知一项制度一旦向全国推行，必将影响到数以千万的国民生活，及方方面面。
如果说制度不可以创新，那么从周朝的分封制到秦朝的郡县制又算什么呢？
第二篇的主旨则是“社会效率”。
老仙指出，自秦朝以来，帝制已经延续了千年之久，其核心就是家天下。土地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生产资源，被皇帝、勋贵及士大夫们共同掌握。
工业时代对以往社会秩序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知识和资本也成为了重要的生产资源，重要性甚至还要超过土地。
由于社会分工更加细致，自然需要更多掌握知识的劳力参与，而这些人与传统读书人有了很大区别，说他们是“墨者”或许更贴切些。
技术的进步使得上等社会已经无法对知识进行垄断，那么社会权利向中等社会及下等社会开放，已经成为必然。
只有这样，整个社会的生产实践才会有效率。自上而下地看，这的确像是精心的设计。然而从底层逻辑看，劳工以劳作制富，富者以富制武力，已经从下等社会对上等社会实现了反制的可能。
民众不可能永远不觉醒，贤者不可能永远被庸者压制。我（老仙）只不过看得更加长远，选择顺势而为。
而你们只是空言民惟邦本，政在养民，却把丁点儿权力死死攥在手里，这难道不比惠子的那只死老鼠更可笑吗？（注，引用【庄子.秋水】惠子相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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