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到了槜洲市区，但根本没想过回家。比起办案，回家对他来说是一件远比工作累人的事。如果说父母那个家也算是他的一个家，回到那里只会更累，光是想一想他就脑壳疼。父亲的沉默和母亲的唠叨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这力量总压得他抬不起头。 在他们眼里，儿子的诞生相当于一种残缺， 不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时时催着他找补。
高考上了警校，毕业后分配到苏锦派出所，那是陶然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从片儿警转到便衣队搞反扒，说穿了就是抓扒手和小毛贼，这活儿对他来说一点儿不难，仅仅耗时费力而已，他轻轻松松就能拿个年度先进，一案一奖他一个人能拿下班组的半数。
陶然的青春岁月和那个年代的小警察一样，工作、恋爱、结婚、分房、生娃，一切顺风顺水，几年时间，他从单身汉变成了有家有室快要当爸的人。苏锦的老所长非常器重他，说他鬼精鬼灵，把火车站那一片的小痞子小扒手治得服服帖帖，让他省心不少。 老所长有意把他当骨干来培养，难事苦事一准儿都想着喊上他，他也上进，不但写了入党申请，还时时处处把工作放第一。他找媳妇只有一个要求，支持自己的工作，别给添乱就行。自从有了寻呼机，只要寻呼一响， 他总是第一个奔到所里，哪怕半夜一两点都不在话下。
在一次全市性的反扒比赛中获奖后，陶然升了警长。他踌躇满志，同事们对他也心服口服，都说他不久就能当上副所长。好事接踵而来，媳妇小琴怀孕了。母亲掰着指头计算着自己当上奶奶的日子，沉默寡言的父亲也变得活跃起来。
陶然的事业和家庭在既定的轨道上顺滑地运行着，一切都显得那么理所当然。谁能想到，命运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仅仅一眨眼的工夫，就把他从有家有室有奔头的幸福男人打回单身汉原形，但不再是之前快乐的单身汉陶然，而是身心俱碎、面目全非的陶然。
一次交通事故断送了他的枕边人小琴， 肇事车辆是他引以为豪的重庆嘉陵骑跨式红色摩托，肇事者正是他自己。那是一场噩梦，一场日夜缠绕着他的黑暗梦魇。
事故发生一年后，陶然的身体和头脑恢复到了能继续工作的程度，然而，他的心弦仿佛已随小琴的消殒彻底断了，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不爱交际，烟不离手，逢酒必醉。
家中二老为陶然操碎了心，然而，他们所有的操心都落了空。母亲说这个幸存下来的儿子像是向她讨债来的前世孽障，眼看着马上能抱上孙子了，却生生搞出一场车祸， 赔了儿媳不算，还赔了未曾出世的孙子。陶然在医院昏迷的一个月，母亲以为儿子也要陪着一起去了，没想到他命那么大，脑袋开了瓢，肋骨和腿骨折了好几根，却终于还是醒了过来。
老所长建议陶然换个工作环境，把他推荐到刑警支队，他知道陆支队长早就看中了陶然，只是顾虑派出所不舍得放人，所以没向他开口。
调到刑警支队后，陶然整天泡在单位， 晚上也不回家住，父母想见他一面，他都说工作忙，要不就是出差在外，打他传呼十个能回一个就算不错了。一个三十郎当岁的男人，在一套只剩自己的单元房里能干啥？曾经热闹喜庆的婚房，那个人见人羡的新家， 如今看着除了揪心还剩下什么呢？
刑警支队办公的大院原本是槜洲市公安局下设的国泰公司所在地，一幢五层办公楼，还有食堂和宿舍，陶然吃住都在一个院子里，对于上班和下班的概念慢慢就模糊了，到后来，脑子里便只剩下工作和睡觉这么一条边界。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好，无论是胡子拉碴还是脚臭衣服脏，都没人管他。天热的时候，几件黑色和藏青色t恤倒换着穿，天冷时上身套件皮夹克，下身永远一条牛仔裤， 脚上一双耐克运动鞋包干了四季。他的腋窝里经常夹着一个黑色拉链包，上好的皮质， 极其耐用，是他做生意的发小熊向明送的。 腰间皮带上别着→只黑壳寻呼机，一根铜链子拴住裤腰襻，早先是“铜雀”，只显示阿拉伯数字，后来换成摩托罗拉，中英文都能显示。此外，香烟、火机和笔记本、钢笔一刻不离身，枪支在执行特殊任务时才藏到腋下。最近支队给陶然配备了手提电话，也被他塞在黑包里，夹在腋窝下。
刑侦支队的人常在别人跟前自诩“警察之王”，他们平时不用穿制服，外勤人员上下班一概不用签到和点名，基本上没有领导在乎你在不在单位，只问你盯的案件到了什么程度。陶然天天住在单位宿舍，只要不是出差在外，领导一抓一个准，嘴上说着让他平时有空多回家陪陪爸妈，事实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线的刑警， 没家没口，有案子立马能出现场、要出差立马能走人的，除了刚毕业分配来的小年轻， 陶然还真是不二人选。关键是，他还当过片儿警、干过反扒，又搞了两年侦查，实战能力摆在那儿，各方面都符合陆支队“拉得出打得响”的标准。最难得的是，他自己乐意用工作去填充生活中所有的空白。
陶然现在的心思全在“11·28”案上， 刚刚起获作案枪支，枪杆上还提取到两枚指纹，虽说不很完整，但总算是有了一点儿实质性的进展。
省公安厅刑警总队的弹道检验结果跟他预计的一样--平门旅馆搜查到的小口径标准步枪和打死张云彪的枪支弹道痕迹高度吻合。陶然又寻思着，这把枪和1994 年7月31日竹泽酒楼打死赫星的是不是同一把呢？
次日，辽宁省公安厅户政处的回复来了，槜洲平门旅馆207房间在1995年11月28日案发当天登记入住的旅客所用登记住宿的身份证件均系伪造，查无李永春、崔成宾二人。陈晶晶把接收到的传真件交给邵勇， 让他帮忙跑腿送到曲队长办公室，还忍不住嘀咕一句:“不是应该处罚那个旅馆前台吗？ 不如实登记，严重影响侦查工作。”
邵勇听罢一笑，从会议桌上挪下屁股: “老实登记的都是守法良民，哪有干坏事的人老老实实去登记的？再说前台，姐你没在派出所干过，不知道基层实际是个啥情况。 派出所三天两头往旅馆跑，检查实名登记那是理论上的，扫黄抄赌罚款是实际上的，理论和实际都很重要，要是没了罚没收人，派出所那么多车轮子咋转得动？再说了，旅客登记是个天长日久的活儿，全凭人眼看手工填，哪还有不出错的。这跟我们填写案件卡片一个道理，你能保证一张都不出错？”
说话的当口儿，邵勇一只脚已迈出会议室的门，突然又折了回来:“姐你知道吧， 明年开始要搞案件信息计算机管理了，到时候，姐你就用不着我帮忙了，敲敲键盘轻轻松松就能自动生成报表了。”
陈晶晶嗤之以鼻:“你才跑了几天外勤， 什么理论上的实际上的都给你学会了，还计算机管理，计算机它能自己填卡片、自己统计报表吗？你这是跟谁学舌来着？”
“嘿嘿，姐姐明察，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昨天曲大队让我陪姜局和陆支队吃饭， 碰巧听了一耳朵。”说着，邵勇一阵风似的消失在楼梯口。
陈晶晶一个人发了一会儿呆，觉得有点儿难以置信，难道办公室革命这么快就革到她这儿来了？
“互联网”是写在报纸上的新名词，陈晶晶在内勤会议上听办公室主任提过，说上头正在琢磨着搞一个公安内部的互联网，首先把分散在各个县级公安机关的人口信息和身份证信息互联共享，将来调查人口信息就可以直接在电脑终端查阅，不用再发传真了。财务科会计也说过，局里拨了巨资准备购买电脑，计划配发给户政科和各个派出所户籍窗口，但没说案件信息也要搞微机化管理这事。
在陈晶晶眼里，刑事案件信息微机化管理是一件顶要紧的事，直接关系到她能不能事半功倍地完成日常工作。自从在杨师傅手上承接下内勤的活儿，刑事案件信息管理一直是陈晶晶最主要的业务工作。
所有案件信息都是靠手工填写的卡片记录保存，卡片由省公安厅统一制发，内容涵盖每一起刑事案件的发案时间、发案地点、 被害人情况、涉案物品、作案工具、作案特征、现场情况、是否有同类型能串并的案件等方方面面。这还只是“发案信息”，如果是已经破获的案件，还得填写背面的“破案信息”，诸如作案人员、作案手段、缴获赃物等，光是“作案人员”一栏，又包括姓名、性别、年龄、住址、户籍、相貌特征、 同案人员、是否在逃、是否惯犯、是否刑释等。总之，每起刑事案件的信息林林总总， 正面反面→项不落填写完整的话得有二十五项，内勤往卡片上填写的每个字都得有真实的出处，每一起案件还得附上发破概况… 一张卡片容量有限，需要填写这么多内容， 字字都得斟酌。
填写卡片、完善卡片、统计卡片上的案件信息，是陈晶晶每天要做的工作，无论是队长还是分管局长，随时都可能向她要发破案件的实时数据。“小陈，本月立了多少， 破了多少？”“今年累计立案多少，八大类案件多少？”诸如此类这些问题，她基本上张口就能应答。
全市三十二个派出所上报到刑警队的刑事案件，虽然不是每一起都能达到立案标准，但从一开始就得收录下全部的案件信息。每月的20日是刑事案件月度统计的截止时间，俗称“结账日”，这天过后大概三个工作日，曲大队会把她和各分片中队长召集起来开会通案，从这个月所有接报案件中筛选出够立案标准的那些。每当这时，作为内勤的她就要搬出所有的案件卡片，按时间顺序逐一报唱，每报一起，相关辖区刑警中队的队长介绍一起，如果没有争议，就计入“立案”。那些可立可不立的案件暂且放一边，立案依据不足可能下降为治安案件的交给派出所处理，也可能放到下个月补立。
每月的25日是陈晶晶最忙的一天，无论多晚，她都得把当月刑事案件统计表全部填写完成。这套统计表共有九张，内容合计上百项，全部依靠手工填写，也就是说，每张案件信息卡片上的每一项内容都会归纳进报表上的某一栏里，填写时须十分专注百分小心，表格的横竖、前后，此表和彼表都有内在对应的逻辑关系，一个数据弄错，一连串数据就扎不平，整张表格就得推倒重来。
对于陈晶晶来说，每个月有两件痛苦的事无法回避，一是大姨妈，二是报表。
她刚参加工作那会儿，金枫作为一个县级市，每年立案的刑事案件总共不过上千起，大案要案不过二三百起，摊到每个月就那么几十起，她几乎都能背下来，但只是过了一个产假，一上班却发现，邵勇填写的卡片比去年同期翻了一倍。邵勇说，立案标准在年初作了调整，好多以前不够立案的现在都得统计进去。他还说:“照这么下去，如果不把案件信息输入微机进行管理，姐你再长一双手都干不过来这些活儿。”
枪手在平门旅馆登记用的是假身份证， 对此，陶然并不觉得意外。不但不觉得意外，还有点儿庆幸，多亏小圆脸在办理入住手续时没跟对方较真，要不然，这俩亡命之徒小则被打草惊蛇，大则当场闹出人命也未可知。
曲晓明也不觉得意外，这俩杀手要是用真名实姓办了登记，那就不叫职业犯罪、有预谋犯罪，破案真这么简单，还要他们这些刑警干吗？
好在还有三位目击证人。曲晓明给陈晶晶交代了一项新任务，围绕目击证人，用一到两天时间，协助张希音老师完成犯罪分子模拟画像工作。
接受任务后，陈晶晶从青莲派出所的专案指挥部暂时回到刑警大队。一到大队部， 她自动切换成内当家角色，不用谁吩咐，先把小会议室整理了一遍，请来电工师傅把日光灯管换新，让整个儿会议室变得干净又畅亮。
她见过张希音的犯罪分子模拟画像，但没见过他制作的过程，这次曲队长明确让她协助张老师工作，她得以有机会一窥究竟， 当然要尽心尽力当好这个美术助理。不光是美术助理，同时还得张罗好其他相关的事务，比如给老师排除干扰，安抚目击证人， 提供必要的后勤保障等等。
张希音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一名资深刑事技术员，自学成才，练就了模拟画像这项出众技能，在侦查实践中屡建奇功。他那略带传奇色彩的画像故事早就在江浙沪刑侦界口口相传，在华东地区赢得了“神笔警探”的美誉。前一天，曲晓明开车把张希音从上海接到金枫，大家伙儿都盼着张老师的画像能给案件带来新的突破。
曲晓明把宝押在模拟画像上是有原因的，在这之前，他已经尝过甜头。
1993年春天，金枫的环城北路一带连续发生四起强奸下夜班女工案件。刑警联手巡警和派出所搞了一个多月伏击，没抓着现行，案件时不时还在冒出来，黄德发恼得天天骂娘，曲晓明急得吃不好睡不着，终于使出最后一招，专门设了个钓鱼的局，让陈晶
晶假扮女工半夜去走环城北路。谁知一周折腾下来，鱼没上钩，还把陈晶晶累得发起了高烧。黄德发没辙了，跑到槜洲去作了专门汇报，陆支队长一听，马上指出这类案件破害人跟犯罪分子有程度不同的接触，完全具备模拟画像的条件，立即打电话给上海铁路公安处，把张希音老师请到了金枫。
请张希音来画像本来就有点儿病急乱投医的意思，没想到模拟画像印在通缉令上贴出去才一天，刑警队就接到了好多举报电话。曲晓明派任天华和邵勇专门负责电话登记和甄别工作。量变终于引发质变，到第五天早上，根据一个匿名电话提供的线索，追踪到了一名四川籍重大嫌疑对象。这家伙是建筑工地的一名钢筋工，白天干活，晚上住工棚，独来独往。犯罪分子被锁定，抓捕工作立即跟上。“只要他还在金枫地界，挖地三尺也得给我找出来！”黄德发一声令下， 城乡派出所同时开展建筑工地清查行动，-夜之间，所有建筑工地的钢筋工全部清查了一遍，终于有一张面孔跟画像对上了号。大案得破，金枫公安第一次见识到模拟画像的威力，也第一次领教了警察画师张希音的神奇。
事后，陈晶晶特意把嫌疑人照片和张老师的画像并排贴在工作日记上，不时翻出来看看。她觉得，两者不能说一模一样，但至少有七八分像，尤其是画像上的眼神，残忍、恣肆，完全揭示了犯罪分子的兽性，令人印象深刻。
化肥新村顾姓居民、出租司机徐利民、 平门旅馆小圆脸女服务员，三位目击者先后被带进刑警队会议室。他们尽可能详细地向张希音描述了两名嫌犯的身高、体形、脸型、步态、口音。事情刚过去不久，他们脑海中的印象还十分鲜明。张希音问得仔细， 陈晶晶在一旁记得认真。
要不是亲眼所见，她怎么也想不到，无师自通的张老师在人物画像方面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专业的程度。只见他打开随身携带的公文包，搬出一整套描画模拟像的辅助工具，在“脸型”文件夹里就有等比例的圆形、方形、菱形、长圆形、上窄下宽型、下窄上宽型等已经画好的现成卡板，所谓的“脸型”并没有五官，只是一个脸的轮廓。 张老师取出其中一张符合的，问“腮颊是瘪的还是鼓的”，然后照着画，照着改，直到描述者认可。
接着问发型，在现成的“发型”文件夹里取出四种男青年常见的长短不一的发型卡片，其中一个“姓李的”始终戴着帽子，就不需要分发型和发际线，直接往里填画五官。另一个“姓崔的”露出过头发，就反复询问他头发的“长短、曲直、色泽、厚薄”、 “发际线是平直、弧形还是反弧形”，还有“两侧额尖是弯折角还是直折角”……·真是不胜其烦。
两个小时过去，小圆脸先行回槜洲上班，顾姓居民和徐利民分别询问一遍后又让他们在会议室一起回忆，他俩互相启发和补充，你一句我一句，简直像唱双簧一样。陈晶晶注意到，尽管他们看起来十分认真努力地回忆着，但由于表达能力和描述能力的限制，更由于记忆的偏差，一旦画像落实到纸上，他们又会疑惑不定、犹豫再三，甚至推翻了再推翻。张老师始终耐心倾听，适时启发，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一天下来，画像纸费了不少，但没有一张是完整的。陈晶晶心里没底，又不敢问， 即便曲晓明中途进来过一次，也只是在一旁默默观看一小会儿，一句没有多问。眼看着太阳下山，下班时间到了，陈晶晶没敢提下班的事。怎么可能下班呢，想必人家张老师一定也想早点儿完成任务回家，可他似乎压根儿没想着回家。
照这样耗下去，到明天这个时候，也不一定能画出让三方都满意的画像。家里可是有一大摊事呢，陈晶晶心里着急，但脸上是安稳的，不能让外人瞧出她的不耐烦，否则两个目击者也会跟着不耐烦。她时不时给张希音的保温杯续些开水，提醒他站起来走动走动，但他似乎听而不闻，好像屋里压根儿就没她这个人。
好不容易选好了眉型、嘴型，一张戴帽子的男青年面孔被粗略勾勒出来。原来，人的相貌虽说千人千面，但还是有一定类型可分，要不然，为什么常常听人说“某某人和某电影明星长得真像”这样的话呢。换句话说，长相越普通的人越是有规律可循的。张老师一定是阅人无数，才琢磨出了中国人相貌特征的主要规律，大到男女、南北、胖瘦类型，小到眉眼、鼻梁、嘴巴特征，据此研发出了相当于通用版的零部件，根据描述把这些零件组装起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有针对的调整，就能大差不差地画出符合描述的人像。
这是技能，也是科学。
到了这一步，还只是完成了十分之一， 最难的是眼睛。“眼睛”文件夹的内容是最丰富的，大小、长圆、宽窄，三角眼还分上三角和下三角，眼皮除了分单双还分厚薄， 甚至分“外双”或“内双”，眼仁可以分成“白多”还是“黑多”，“上白多”还是“下白多”，总之要多细致有多细致，细致到无法再往下分为止。
张老师到食堂匆匆吃过晚饭，继续挑灯夜战。在加亮了灯光的会议室里，张希音老师温和的声音再次响起。文件夹里的各种卡片摊了一桌，从中挑了又挑，组了又组，炭条和钢笔轮番在他手上倒换，橡皮擦反复在画纸上打磨……直到深夜10点多，陈晶晶终于在黑白分明的画纸上看见了两个男青年形象，听到徐利民一声惊呼“就是他”，陈晶晶跟着长长地松了口气。
但紧接着，她刚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她惊讶地看到，不到四十岁的张希音老师在结束工作时，需要双手按着椅子扶手才能慢慢站直身子，好不容易直起腰，他把衣服下摆往上撩一下，用力紧了紧扎在毛衣外的束腰带。
次日早9点的晨会上，“李永春”、“崔成宾”的模拟肖像贴在了专案指挥部的大黑板上。
在海川，熟人称呼他俩李子、八哥。
陈晶晶在金枫张罗模拟画像的当口，陶然带着小刘、任天华、邵勇去了竹泽。
望江县公安局的蒋队长很确定，赫星被杀当天他们没接到报案，是事后通过询问酒店服务员才了解到开枪的事。他向陶然介绍，这是一起典型的两头在外案件，没有报案人，被害人只知姓名不知其他，没有枪弹痕迹，所以他们按照当地约定俗成的办法， 给立了一个打架斗殴案件。他还说，被害人父母得到了一笔优厚的抚恤金，悄悄飞过来把儿子火化，带着骨灰盒连夜离开了。
没立凶杀案，就没有限时侦破的压力， 侦查工作也不会有相应的头人。蒋队长手下的人给案发时在场的张云彪、马忠义等目击者一人做了一份调查访问材料，之后就不了了之了。
枪是谁打的，受谁指使的，目标到底是不是赫星，也许只有死者的雇主张云彪知道，但他也死了，即便当时作为现场的目击证人，他也是三缄其口，什么都没说。老板不说，马忠义等人谁敢多说一个字？望江警方的笔录材料无法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陶然无权干预望江方面的刑事立案，但不影响他继续侦查。鉴于前一天在槜洲火车站附近的平门旅馆查获了作案枪支，查到了案犯用假身份证登记的旅客签名单，他抱着串案侦查并案分析的愿景，决心把赫星案重新查一遍。
赫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伙计，针对他实施枪击的可能性不大，更大的可能，他是被失手误杀的，目标是张云彪。若是这样，杀死赫星的凶手不排除就是金枫枪案的凶手。
如果枪手同样是从北方流窜过来的， 一定会在竹泽留下痕迹。陶然把他的想法跟蒋队长说了，蒋队长表示一定全力配合上级调查此案。为表诚意，他调拨了四名侦查员给陶然指挥，还给望江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和竹泽派出所所长打了电话，请他们配合陶队长的工作。
陶然将旅馆登记的查找范围划定在1994 年7月31日前后一周，区域为竹泽城区包括托运站附近的各个商务旅馆和招待所。
旅客登记表同样都是手工填写的，同样也是白、蓝、粉三联单，白的在最上面，在白蓝和蓝粉之间分别垫有深紫色的复写纸。 这种同款的三联单据一份保存在各个旅馆， 一份收纳在治安大队，另一份交由旅客自己保存。
本接一本装订成册的旅客登记单陆续送来，陶然他们四个加上蒋队长派来的四个侦查员，八个脑袋围着椭圆形会议桌，一天时间就把治安大队送来的旅客登记单翻了个底朝天。
没有“李永春”，没有“崔成宾”，也没有别的符合预期的旅客登记。陶然不死心， 比起大海捞针，这样子捞人并不算太难，毕竟持枪杀人不是拍死一个苍蝇，一个或者两个大活人远道而来，无论如何总会留下蛛丝马迹，他不信找不到。他把蒋队长拉进会议室，如此这般又交代一遍。蒋队长说:“陶兄，你看看这都几点了，走走走，先去吃饭，皇帝不差饿兵，让兄弟们先填饱肚子再说。”
上了饭桌，陶然仍不离正题，问全县共有几个乡镇，最远的离这儿多远，派出所基础工作实不实，发了案件倒查人口登记或者旅馆登记全不全，有没有发现薄弱环节等等。蒋队长跟他解释:“比起金枫，我们望江的地盘小、人口少，管理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到位。别看我们这个竹泽服装市场现在搞得全国有名，但人口管理这块我们从没放松过，外来人口登记率在槜洲大市稳拿第一。 陶兄你放心，只要这两个家伙确实在我们望江留宿过，不管是出租屋还是旅店，总会在某一张纸上留下痕迹。”
蒋队长有自己的算盘，他想借力打力， 如果这次支队把赫星案破了，对他来说肯定是件大好事。破获一起杀人隐案，成绩先不说，至少能给社会面的治安增加一些稳定性，在全县可以起到一定震慑作用，震慑震慑，敲打敲打，让那些外来作案人员多少有些顾忌，让市场经商户们对治安环境更有信心。
比起多破案，能少发案当然更好，不报案更省心，谁还愿意拉着人家来报案不成？
吃完饭，陶然一抹嘴:“还要辛苦蒋队， 把查找范围扩大到包括竹泽在内的望江全县二十一个乡镇的旅社，时间延伸至7月31日前后十天。”
蒋队长听罢，知道陶然铁了心，看样子是要一杆子插到底。他马上抄起桌上的大哥大，当着大家的面把要求一一交代了下去。
次日下午，一张望湖镇东风旅社1994年7月份的旅客签名单出现在会议桌上，“连守鹏”这个名字引起了陶然的注意，另外一个同住人员登记的名字是“铁柱”。尽管留在蓝色票据联上的字迹十分潦草轻浅，依然可以分辨出“辽宁省盘溪市”几个字。
赫星案的作案成员没在作案的城区留下踪迹，却在三十多公里外的望湖镇露出了狐狸尾巴。任天华一把搂过陶然，拍着他的肩膀，咧开嘴就来了一段说唱:“火车跑得快， 全靠车头带，跟着陶队干，就是进步快！啊啊啊，打过长江去啊，拿下东北虎啊，啊啊啊……”
赫星案和张云彪案不但被害人有关联，作案人和作案手法也有较多相似之处--同样是流窜作案，同样是两人结伙，同样是预谋犯罪且策划周密，两案之间的关联越多， 串并破案的可能性越大。现在的问题是，打死赫星的和打死张云彪的是否同一把枪？ “连守鹏”和“铁柱”是真名还是假名？他们和“李永春”、“崔成宾”是不是同一档人？如果不是，那是不是意味着，两起案件分别有两个主谋？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查证。
不过，即便这两个登记的名字也是假的，“11·28”案的弹道痕迹和指纹都是真实存在的，枪手跑不了。
治安大队的内勤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民警，得知线索出来了，忙进屋来收拾东西。 他把桌上堆得小山样的登记册一本一本按时间顺序码进纸板箱，弯着腰装了一箱又一箱，最后像清点自家财物似的数着满地的箱子，准备一个个搬回大队的库房里。他一边收拾，一边跟一个小刑警嘟囔:“登记表你们可是没少翻，找着杀人犯的，这好像是第一回吧？”
小刑警也不客气:“谁让以前的登记都不齐，是你们治安大队没管好人家旅馆，问题出在根子上，能赖我们？\"
眼镜内勤立马回怼:“跟托运站那帮东北人吃吃喝喝的，可都是你们刑警队的人。”
小刑警一听急眼了:“局长都去了，我们为啥不能去？\"
任天华听不下去了，站起来干预。他来到眼镜内勤面前:“这位兄弟，要我说，大家吃的都是一个饭碗，没啥好争的，等案子破了，你们治安大队必须记上一份功。”
“你们去记吧，我不稀罕。”眼镜内勤扫一眼全屋人，搬起一个沉甸甸的纸板箱，用戴着袖套的胳膊往胯上一夹，侧着身子出了门。
陶然皱着眉头看着眼前这一幕，但始终没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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