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战役结束后，下一场战役何时打响、如何进行？
当时中朝两军从上至下的共识是继续推进进攻。用志愿军党委正式文件中的一段话来概括就是：“争取在下一个战役打响后，连续作战，一鼓作气全歼敌军，彻底解放整个朝鲜。”然而，战场局势的变化再次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不到半个月，全线撤退的“联合国军”便以美军最精锐的部队为先锋，向志愿军和人民军发动了反攻。起初，这种反击仅是局部的试探，但很快便演变为全面的进攻。朝鲜战争双方在战场上的攻防态势，再次发生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刚刚完成部署并计划两个月后发起大规模进攻的志愿军和人民军，不得不仓促结束休整，立即应对敌军进攻，一时间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局面。
1月8日，第三次战役刚刚结束，彭德怀向中央军委和高岗发电报汇报志愿军情况，指出：“当前战斗部队兵员不足，补给匮乏，士兵体力严重下降。如不进行休整和补充，改善运输与供应状况，难以继续作战。”
在第三次战役发起前，志司已对部队的疲劳状况深感担忧，认为“虽然还未达到极限，但部队已连续两个月未得到休整”，此时发动新的战役实在是勉为其难。
在遵照中央的指示越过三八线后，部队消耗殆尽，作战能力已经严重透支，几乎达到了极限。志司深刻意识到，若不及时进行休整，不仅无法发起下一次攻势，甚至有可能引发战局逆转的危险。
这一判断符合当时战场的实际情况。
志愿军入朝后，75天内连续发动了三场战役，几乎是一次进攻紧接着另一次进攻。尽管战绩辉煌，举世瞩目，但此时已呈强弩之末之势。
一些兵团和军队甚至被重创，已无法继续作战。第三次战役结束后，突出的首要问题是部队的战斗减员和非战斗减员非常严重，与刚入朝时相比，总减员人数几乎达到了三分之一。
其次，后勤补给不及时，粮草和弹药的消耗无法得到应有的补充，甚至连被服、鞋袜等基本生活用品也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障。严寒中，士兵们在冰雪覆盖的地面上行军时没有鞋子，只能剪下毯子裹在脚上御寒。
部队入朝后，一直处于不断移动的状态，白天需上山隐蔽以防空袭，夜间则进行连续的行军与作战，导致思想教育和行政管理工作无法正常开展。不少单位的组织纪律出现松懈，事故频繁发生，各种不良倾向也逐渐滋长。
根据志司向中央军委的报告，志愿军西线6个军在三个战役中伤亡约3万人，另有因冻伤、疾病及逃亡导致的减员在2万至2.5万人之间；东线第9兵团的战斗伤亡及冻伤、病、逃人数总计约4万人。依据该报告，西线与东线相加，志愿军的总减员人数已达9.5万人。
通过相关史料的核实，志愿军的实际减员数可能比上述统计数字还要更多。
在20世纪80年代，解方主持编写《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时提供了一组数据：
志愿军在第一次战役中的战斗减员为人，第二次战役为超过人，第三次战役为8373人，三次战役的战斗减员总计达到人。这个数字远远超出了当年军委作战部的统计结果。而且，这仅仅是战斗减员的数字，尚未包括同期的非战斗减员。
根据当年军委作战部的统计表，三个战役中的非战斗减员合计为人。然而，实际情况中，仅第二次战役志愿军的冻伤人数就达到了人，其中东线第9兵团有人冻伤，冻伤发生率为22.4%（其中三、四度冻伤占27.4%），冻死者占冻伤伤员的3.7%；而西线的6个军也有10%的冻伤发生率，总人数为人。
包括事故伤亡、疾病、逃亡、掉队等因素在内，非战斗减员的人数总数不会少于战斗减员的人数。换句话说，志愿军在前三次战役中的战斗减员与非战斗减员总数估计可能达到15万人，甚至可能超过这一数字。
部队的人员大幅减少，必然导致作战能力的下降，甚至逐渐削弱。
这已经在上述四个军队参与的三次战役兵力变化中有所体现。
第一次战役时，参战的4个军总兵力约为17.4万人，平均每个军有4.35万人。
到了第二次战役，4个军的总兵力下降至15.9万人，平均每个军的兵力不足4万人，减少了9.1%。
第三次战役中，4个军的参战兵力再次减少，总人数降至14.6万人，平均每个军仅剩3.65万人，继续减少了9.1%。由此可见，随着战役的推进，各军的兵力逐渐减少，后续作战能力也越来越乏力。
在第三次战役结束时，志愿军各部队普遍出现了严重的兵员缺编问题。
第38军、第39军、第40军和第42军入朝时，编制兵力基本维持在4.5万至5万人左右，第50军和第66军相对较少，入朝时人数分别为3.6万和3万多。
然而，至第三次战役结束时，除了第39军仍保持4.5万人外，第38军剩3.4万人，第40军为3.5万人，第42军为3.6万人，第50军剩3.2万人，而第66军仅剩2.5万人。
第9兵团的第20军、第26军和第27军损失惨重，剩余的作战兵力更为有限，不仅无力参与第三次战役，甚至在战役结束后的两三个月内，依然难以重新投入战斗。
为了弥补志愿军的兵员损失，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在国内征募新兵以及抽调老兵入朝参战。
除1950年11月决定从中南军区调派5000名新兵以补充第38军和第40军外，还确定了从1950年11月至1951年3月为第一个补兵期，计划为整个志愿军补充总计12万人（其中新兵8万，老兵4万）。
实际入朝兵员约为10.7万人（其中新兵7.7万，老兵3万）。在3月上旬，兵员陆续过江，其中补充第20军的新兵最早到达，时间为3月15日至18日，其余各军的补充兵员大致在3月底才能到达部队。
因此，到了第四次战役打响时，志愿军前线部队依然未能及时获得充足的兵员补充。
为了缓解兵员暂时无法及时补充的紧迫局面，各部队纷纷通过大幅压缩直属单位编制来应对，尽可能从机关、勤杂人员，甚至炮兵和工兵分队中抽调人员，补充到前线步兵连。然而，这一措施在连续三个战役中反复实施，已达到极限，潜力几乎耗尽。
实际上，更为严重的问题不仅是一线部队兵员不足，连排级基层指挥员的严重伤亡和大量空缺对部队战斗力的负面影响更为显着。
时任第39军116师347团团长的李刚，在回忆第三次战役结束后部队的情况时感慨道：“自入朝以来，部队伤亡过于惨重，连排干部已经换了一茬又一茬，入朝时的连长如今只剩下一个了。多么渴望能有一次休整补充的机会啊！”
第40军119师359团反映，此战打得异常艰苦。第三次战役后，全团的营级干部已经换了一轮，连级干部更是更换了三次。
此时，志愿军的后勤补给，也陷入了自入朝参战以来最为艰难、最为严峻的阶段。
后勤补给面临的最大挑战，不在于后方缺乏物资，而是难以将后方积压的物资迅速、充分地运送到前线。由于进入朝鲜后连续参与了三场以机动战为主的战役，战况的变化极为迅速，战线的流动性也非常大。
第一次战役打到清川江边，第二次战役逼近三八线，第三次战役又推进到三七线附近。部队以大踏步前进，不到三个月，战线就向前推进了400至500公里。由于原本后勤运输力量就很薄弱，远远无法跟上战役发展的速度和节奏，导致中间出现空虚、前后出现脱节的情况。
负责后勤保障的各部门和单位，都是在战争初期匆忙组建的，人员来自各地，既没有做好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也缺乏相应的业务能力，保障水平难以满足出国作战的特殊需求。
在第一次战役中，由于作战时间较短、运输距离不远，部队携带的物资尚且充足，补给方面暴露的问题不多。然而，从第二次战役起，随着战线的推进，运输线不断拉长，部队所携带的物资基本耗尽，粮食和弹药的补给开始变得紧张。到了第三次战役，部队越过三八线，运输线进一步延长，物资供应更加难以及时送达，后勤保障的问题也随之全面暴露。
在前三个战役中，前线部队的物资供应主要由后勤分部和兵站负责组织实施。分部领导前沿兵站，以“接力”的方式伴随作战部队向前移动设立兵站，并将后方或中途兵站送来的物资，根据部队的武器装备、人力马力、补给标准及作战消耗情况进行分配和补充。
然而，在战线快速推进、运输力量不足以及敌机严重轰炸破坏的情况下，这种跟进补给的速度远远慢于预期，甚至大大落后。
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前沿兵站勉强追随着作战部队前进，但与后方兵站失去联系，造成中间断层，急需的物资无法送达前线，前方只能干着急。
第二次战役后期，兵站设于德川、兰田一带，与已推进至三八线附近的部队相距约350公里左右。到了第三次战役时，前方兵站虽然已经前移至加平、抱川一带，但后方兵站仍停留在中坪地区，前后之间相隔约450公里。
按理说，这样的距离在保证正常运输效率的情况下不应该成为太大的问题，但当时的最大瓶颈恰恰出现在运输环节。运力不仅严重不足，运输组织方式也极其落后。起初，汽车部队以班、排、连的建制单位集体行驶，敌机一旦空袭，往往一炸就毁掉大片车辆。
有的部队进入朝鲜的第一个月就被炸毁了141辆汽车。为躲避敌机轰炸，运输方式改为单车分散行驶，然而这又带来了管理上的诸多困难，导致翻车、偷盗、失火、失踪等损失频发，“怕死保命、车辆长期滞留不归”等现象也时有发生。
运输车队去前线一趟往往需要十天半个月，运输效率急剧下降。由于运输不畅，大量物资堆积在鸭绿江边和北朝鲜后方，前线部队却面临弹药短缺、粮食匮乏的困境，士兵们衣衫破旧，饥寒交迫。再加上战线流动频繁，作战部队位置经常变化，好不容易将急需物资送到指定地点，部队却已经前进或转移，导致物资依然无法送到前线士兵手中。
因此，一些部队干脆派人直接在公路上截取物资。比如，第42军的一支部队曾经一次性领取了足够全师使用的主食，这导致了供应分配不均，进一步加剧了补给上的困难。
从三次战役的情况来看，粮食和袜子（包括主副食品）以及被服的供应最为紧张，紧随其后的是马料、油料、装具、器材和药品等物资。弹药供应暂时没有出现大的问题，这主要归功于各分部和军队将大部分运输力量集中在弹药的紧急运送上，再加上部队重型武器较少、作战消耗不大，以及缴获的弹药数量相对可观。以第38军为例，第一至第四次战役中弹药的消耗量仅为补给量的57.8%，占缴获量的38%，两者相抵后仍有不少余量。
第26军在第二次战役中的弹药消耗，轻武器仅为0.2个基数，重武器也仅为0.5个基数，远远低于部队的携行量。弹药补给的主要问题在于种类不匹配，送来的多是日式弹药，而早期入朝的部队大多使用美式武器。有些部队在申请弹药补充时未能明确说明具体品名，导致收到的弹药型号不符，出现了供需错配的情况，造成了浪费和损失。
在这一时期，粮食供应不足成为首要问题。志愿军入朝后不久，各部队相继出现缺粮挨饿的情况。在第二次战役期间，作战部队的主食供应情况即使较为理想的，也只能达到标准供给量的40%至50%，大多数部队仅能获得约30%的供给。
第39军在第三次战役期间的粮食供应量仅占应得量的13%。在第一次战役中，第42军于黄草岭阻击战中断粮三四天，不得不靠挖土豆果腹。第40军的7个营曾经连续三天没有粮食。第66军在第二次战役的22天里，只得到公斤生熟粮，这一数量甚至不足全军一天的用量。
在这种情形下，前线部队除了依赖自身携带的干粮外，唯有通过就地筹措和缴获来补充不足。美军战史资料中频繁描绘了中国士兵在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冲进火堆和废墟中寻找食物充饥的场景，这足以反映他们当时的饥饿程度之严重。
当时，新华社的军事记者华山前往前线部队采访，了解到官兵们对后方物资供应普遍存在不满。士兵们向他反映，他们已经打了三个月的仗，虽然得到了短暂的休整，却依然吃不上饭，连油也见不到。
按照以往的惯例，战斗前后都能吃上好的补给，但在朝鲜战场上，不仅战前没吃饱，战后也依然挨饿。结果，“战士们在冲锋时，有的倒下后再也爬不起来，有的因虚脱昏倒，还有的眼睁睁看着敌人逃跑，却因为体力不支无力追击，只能趴在山头上哭泣，痛失了艰苦行军后即将到手的歼敌良机”。
部队官兵普遍患有夜盲症，棉衣破损，棉鞋开裂脱底，这些问题虽存在，但大家并没有太多怨言。然而，战斗结束后的休整期，后方运来的物资仍然无法保障，整个军队只能领取到十几桶豆油。不满情绪不仅存在于士兵之间，高级干部也表达了不满。
华山叹了一口气：祖国的抗美援朝热情未能通过有效的运输手段传递到前线。
从第二次战役起，炒面逐渐成为主要的野战食品。
到了第三次战役，前线所运送的干粮大部分是炒面。炒面因其体积小，便于携带和食用而被广泛使用，但由于多为手工制作，质量参差不齐，在缺水的情况下难以吞咽，且长期食用容易引发消化不良和体力下降的问题。
后勤部门后来对炒面供应总结出两条经验教训：
一方面，在供应炒面的同时，未能妥善解决副食品的供应问题，导致部队普遍出现营养不良现象，夜盲症、口角炎等营养缺乏性疾病日益增多，严重影响了官兵的身体素质。
第二，在具备做饭条件时没有及时改为供应生粮，导致部队对炒面产生了厌烦情绪，随意丢弃，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
在三次战役期间，被装供应也出现了严重问题。志愿军入朝后不久，气温逐渐下降，第二次战役更是在寒冬时节展开。
尤其是在东线战场，气温骤降至零下30c以下，第9兵团各军队匆忙入朝，未能及时领取和更换寒区的冬季装备，导致大量士兵因冻伤而减员，许多部队因此丧失了战斗能力。除了冬季防寒装备的问题外，鞋子以及伤员更换用的血衣、血被也成为当时严重困扰的问题。
由于部队入朝后长期处于行军状态，翻越山岭，进行长途跋涉，鞋子磨损严重。由于无法及时得到补给，部分部队甚至出现战士赤脚在雪地中行军的情况。
志司在致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到此事，心情尤为沉重。
血衣和血被是战场救治伤员时必不可少的军需物资。在三次战役期间，尽管后方前线输送了超过十万件血衣和血被，但由于大部分物资堆积在鸭绿江边，真正送达部队的数量却寥寥无几。
在第二次战役中，第20军的一个医疗队收治了1800多名伤员，但手头却只有90床血被，甚至连一件血衣也没有。当时正值寒冬，气温低至零下30c，伤员们穿着破旧且沾满血污的棉衣，在严寒中痛苦不堪，伤情因此更加恶化。
另外，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问题，那就是对伤员的救治与后方转移。据当时的统计，志愿军在入朝初期，战场上伤员的死亡率较高，达到了35%至45%，且伤后再次受伤的情况也较为频繁。在三个战役中，伤情的具体分类为：枪伤占31.5%，炸伤占62.8%，烧伤及其他类型的伤占5.7%。
由于前线急救力量匮乏，各级救护机构距离阵地较远，大多数伤员被送到团治疗点时已超过六小时。再加上伤员的转运和治疗多在夜间进行，且缺乏合适的房舍和手术条件，救治效率难免受到影响。
在前三次战役中，伤员的后送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第一次战役期间，由于战线距离边境较近，伤员的后送主要依靠步行、担架和少量汽车。到了第二次战役，后送线的延长使运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伤员的后送困难显着增加，尤其是在东线战场，大量伤病员滞留在军、师医疗所，等待转运，境况异常惨痛。
第三次战役越过三八线后，后勤和救治力量更加无法跟上，许多作战师只得自行组织部队撤回伤员，甚至有些部队出现了遗弃伤员的情况。
当时，伤员的后送主要依赖回程的汽车捎带，但由于运输部门未明确规定汽车回程时必须承担这项任务，部队只能派人在公路上拦车。如果没有汽车，便组织30到50人的队伍，用担架抬运伤员。在这一过程中，时常出现伤员掉落的情况，导致死亡率有所上升。
伤病员归队率偏低，同样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根据志司军务处的统计数据，第一次至第三次战役期间，第38、第39、第40和第42军后方转送的伤员总数为人，但仅有584人返回部队，归队率仅为3.7%。同期，转送的病员总数为7214人，然而归队的仅为297人，归队率为4.1%。
为了解决伤病员归队率偏低的问题，志司相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其中包括：
轻伤轻病尽量留在队伍中，如无法留队应争取在治疗期间留下；提升后方医院和战地手术能力，杜绝途中人员失散情况，降低因伤致死和病亡率；各级单位需建立归队管理机构，定期开展归队组织工作；各部队应派遣一定数量的干部到后方医院进行归队动员等工作。
上述种种情况无不表明，志愿军部队此时已极度疲惫，亟需时间进行休整。然而，事情的发展却未能如愿，美军的进攻就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第四次战役因此被迫在如此被动的局面中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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