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耕一边吃饭，一边听着王鑫富汇报。
秦耕的处理轻描淡写，这些问题都不是大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患者家属凭空想象出来的，自己并不真实存在这些问题。
所以，一句话，不管他！
王鑫富听秦耕这样坚决，点头赞许。
这些年来，很多医院，也包括昆医附院，都做过很多的糊稀泥巴的事，医疗纠纷大闹大赔，小闹小赔，很多时候，医院并没有责任，但为了息事宁人，医院常常赔钱了事！
王鑫富也憋不得这口气了，上个星期就赔了一个3万的，再上个星期赔了一个5万的。
连秦耕领导的重症医学中心都开始赔钱了，这种局面差不多可以说失控了。
前几天，武汉一家医院死了一个病人，在媒体的兴风作浪下，最后不得不以486万的天价了结一个医疗纠纷。
这股风越刮越猛。
王鑫富前面几起纠纷让他一肚子的愤怒没处发泄。
“好，我们这一次硬扛到底。”王鑫富附和道。
纠纷，过去发生过多次，秦耕从来没有参与处理，他是校长，这种事连汇报都不会到他前面，所以，他并不太清楚自己的“中心”最近连赔了几个了。
现在，重症医学中心的实际管理者是王鑫富，秦耕只每个星期来两次，处理一些王鑫富处理不了的问题。
王鑫富现在是重症医学中心的实际的主任。
王鑫富，50 岁，国内重症医学领域泰斗，秦耕院士的大弟子，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副会长、国际重症医学研究协会常务理事，在国内外重症医学领域拥有极高的学术地位，常受邀参与重要学术研讨。
他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 ScI 论文 30 余篇，刊登于《柳叶刀 - 呼吸病学》《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等顶级医学期刊，其中关于重症患者免疫调节治疗的论文，被引用超千次，为学界广泛研究与应用。
撰写的《重症医学：理论与实战》和《疑难重症病例解析》两部着作，成为医学院校重症医学专业的必读书目，书中融合大量实战案例与创新理论，为临床实践提供重要指导。
科研成果，率先在国内开展多项前沿治疗技术，如超早期血液净化干预多器官功能衰竭，成功将该类患者的死亡率降低 20%。曾带领团队连续奋战 72 小时，将一位心脏骤停 8 次的重症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其事迹在业界广为流传。
可以这么说，王鑫富在秦耕的手把手的教育下，他的学术成就仅次于秦耕，比很多头部医院的重症医学专家都大，他实际上已经是活在秦耕阴影下的巨人。
汇报结束，秦耕碗里的饭也一扫而光，但碗里还有很多的菜剩下。
“煎鹅肝你都剩下不吃？”王鑫富看着秦耕浪费，心痛啊。
“其实，我更喜欢家常菜。但是，负责我保健的营养师坚持要我吃这个，有时候真想辞了他们。不过，现在不是任性的年龄了。”
秦耕摇了摇头。
自从做了院士之后，落在他头上的规矩就多了起来。
秦耕才吃完，护士小迢就进来了，她负责打扫卫生，收拾餐具。
就在这时，几个人冲着这边而来。
门就被猛地推开。
一位情绪激动的中年男子闯了进来，身后跟着几位帮手。
“你就是王鑫富？我父亲在你这儿治成这样，你必须给我个说法！”
男子眼眶通红，大声吼道。
原来，男子的父亲是这里的重症患者，经过多日治疗，病情虽有好转但仍未脱离危险。男子认为是治疗方案存在问题，耽误了父亲的康复。
王鑫富站起身，不慌不忙地请男子坐下，耐心解释道：“您先别着急，您父亲的病情十分复杂，我们从一开始就制定了最适合他的治疗方案。目前的情况在我们的预料之中，康复本就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
说着，他讲述病情和各项检查报告，一项一项地给男子讲解。
可男子根本听不进去，依旧指责王鑫富是在敷衍他。
秦耕没办法插手，因为他对病情不清楚。
这时，王鑫富的助手匆匆赶来，在他耳边小声说：“王主任，患者情况突然恶化。”
王鑫富眉头一皱， 深吸一口气，对男子说：“我现在必须去处理您父亲的病情，这是关乎他生命的大事。 ”
看着王鑫富坚定的眼神，男子也慌了。
王鑫富快步走向病房。
秦耕他们离去，叹了一口气。
回想前世，此时的秦耕也是焦头烂额，他此刻已经是副主任医师了，在急诊中心当班，每周一次的夜班，如同战场一样，不但忙碌得喘不过气来，还经常要面对突如其来的纠纷。
那十几年，一直到他做了主任医师，简直做噩梦一般。
医生是禁止和病人争吵的，更不允许和病人和家属打架。
但秦耕就先后打过3次架。
不过，三次打架，都没有被医院处罚，医院院长还暗地里表扬了。
而现在，秦耕已经不是副主任医师了，更不要当班处理首诊病人，而是作为上级医院，只负责会诊。
上级医生遇到麻烦的情况就少了很多，住院医师，主治医生，副主任医师都是防火墙，他们才是医疗纠纷的主体。
秦耕缓缓地摇了摇头，深深地叹息了一声。他的目光中透露出一丝无奈和忧虑，仿佛眼前浮现出那令人痛心的现状——如今这般紧张的医患关系，无论是医生还是病人，无一不是这场矛盾中的受害者。
对于医生成为受害者这一点，其原因显而易见且无需过多剖析。
然而，为何病人也同样深受其害呢？
从90年代开始 ，医患之间的关系便开始逐渐变得紧张起来。在此种情形之下，每当医生面临抉择之时，首要考虑的问题便是如何自我保护。尤其是当某项医疗决策蕴含着较大风险之际，他们往往会尽可能地规避这些风险。
如此一来，最终遭殃的却是那些病人们，因为他们可能就此错失宝贵的治疗时机。
举个例子，假如一名病人在面临某种手术时有百分之十存活下来的几率，放在以往医患关系和谐正常的时候，医生多半会毫不犹豫地建议并实施这项手术。
但现如今情况却大不相同了，医生们不再积极动员家属同意进行手术，而是出于对自身行为可能引发责任追究的担忧而选择退缩。即便是眼睁睁地看着病人因此失去活下去的一线生机，他们也不敢轻易冒险尝试。这样的局面着实令人唏嘘不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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