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王楷快要成年，主政的外戚权臣李资谦想要效仿隋文帝，不肯归还朝政，于是发动政变，软禁了王楷。
随着当时的金国与新汉一起武力施压，李资谦被干掉，他的心腹、大将拓俊京转而投靠王楷，替王楷消灭了李资谦势力，却被王楷转手以闲职搁在了一旁。
拓俊京不受重用，除了他是个反复小人外，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他的出身。高丽延续了新罗等国的骨品制度，拓俊京又不是贵族，凭什么与一群世家官员并列朝堂？
于是拓俊京先是被流放海外小岛，流放了一年余，又被王楷迁回家乡谷州，没有被授予任何官职，这让拓俊京极为不满。
孙安与史进南北夹击完颜宗磐、呼延庆占据义州时，朝廷诸水师将领们也没有闲着，阮小二移师耽罗县，张顺提兵停泊在了罗州外海。
此前汉金两国整治高丽，罗、晋二州的港口就对中原开放，阮小二坐镇旅顺府期间，沿着辽东半岛，从鹿岛到耽罗岛，又占了高丽的几座海外小岛，派驻水师，修建沿途商船的补给点，可以说在外海已经形成了对高丽的封锁。
在罗、晋二州海港对新汉开放后，高丽在经济上就成为了新汉的半殖民地，大量中原货物向高丽倾销，尤其是渤海海盐、布匹、丝绸和瓷器，高丽国内的青瓷产业已经彻底不存。
所以朝廷想让金富轼发动政变，孙安这里就有两手准备，一则驱赶完颜宗磐南下，一则由水师亲自动手。
王伦不在乎虚名，只要实际利益，但许贯忠等众臣觉得，宗主国亲自下场动手，属实不好看，总得保留几分上国的体面，这才给了金富轼一个机会。
金富轼回到开京后，便有不少高丽官员前来拜访，他心中一盘算，至少有六七个高丽本国的大家族都被中原朝廷说动了。
高丽国内开垦出来的耕田主要集中在开京以南，但世家郡望分布，又颇有不少分布在开京以北的，这些世家固然在高丽本国算得上大地主，但他们占据的土地，放在中原真不够看。
所以王伦给他们的条件和待遇很优厚，如果肯发动政变、内附中原，那么朝廷就可以在西北、漠南给他们分配新的土地、牧场，就是举家迁徙也是可以的。
他们在高丽占据的土地，朝廷自然是要均分的，但是朝廷也不会让他们吃亏，允许他们投资入股，在高丽境内的一些矿场、矿山、未来日本倭国的矿山占据一定的分红权。
甚至就是想要发展一些作坊产业，朝廷也是同意的。
这些高丽世家贵族们一盘算，固然会损失一些在高丽州县的土地，但可见的收益也是巨大的，加入中原，也意味着他们的家族子弟有机会参加中原的科举、吏员考试，当个乡下土财主，还是迎接可能的荣华富贵？
世家们迅速达成了统一的意见，金富轼还是不肯担负弑主的骂名，于是秘密将拓俊京从谷州接来，许诺了他一个都督府都督之职。
由于王楷当初一意孤行，与完颜宗磐的四次大战，折损了太多直属于王室的军队，新招募的高丽士兵要忍受军官的盘剥，士气极其低下，也不肯再为王楷卖命。
拓俊京此前可是先后担任过高丽的卫尉卿、兵马使、吏部尚书、检校司徒、参知政事、中书门下侍郎平章事等官职的，这意味着他在高丽军队和官场是颇有许多门生故吏的。
中原的一个实权都督府都督，基本上都要统领至少两个府的军队，虽然朝廷给的兵额普遍不多，但做到都督一职，就已经可以成为方面大军的统帅，领两万禁军也不在话下。
拓俊京觉得可以搏一搏，他的要求不高，若能让自己的家族成为谷州拓氏，也跻身高丽的诸多世家之一，他就心满意足了。
洪武十一年九月初，高丽的金氏、李氏、柳氏、尹氏等大族联合拓俊京，秘密说动了八千开京侍卫军，再加上各家族的私兵，一举控制了开京城，第二次将高丽国主王楷软禁了起来。
拓俊京是个狠人，他建议并亲自动手，以毒酒弑杀王楷，与金富轼等人扶持王楷的长子、刚满八岁的王昌为国主候选人，便向开封府派出了使者，以王昌的名义，请求内附中原。
平心而论，王楷并不算是个高丽庸主，他也并不是个嗜杀之主，只是有着少年心性，一直想要让高丽稍微有尊严地存活着。
很可惜，中原要对日本倭国用兵，王伦又不肯将利益分给需要借助的高丽，那么王楷就只能去死了。
此前王伦觉得，高丽这样一个农耕民族，恐怕是不那么容易同化的，但是对高丽了解愈多之后，才发现自己多虑了。
东亚诸国的民族意识觉醒，华夏汉人觉醒的最早，高丽人则要连续被辽国契丹、金国女真、蒙古人欺压后，才会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现如今高丽国内，自认为是高句丽人、新罗人、百济人的并不少。
一个尚未形成民族统一意识的小国，中原同化起来就容易许多。
王伦的民族政策说起来也很简单，在农耕区域，如被征服的东北、西夏地，朝廷是强迫当地百姓认可自己汉人身份的，至于西南、岭南地区的诸夷獠，只要不造反、不闹事，朝廷就慢慢推行教化，潜移默化地同化之。
至于漠南、漠北诸族，朝廷不像辽国、金国那样，以某个笼统的泛称视之，比如辽国将漠南不少部落联盟称为阻卜、金国将漠北诸部称为达靼、塔塔儿。
朝廷以尊重各部落习俗为理由，以各部落的自称相称呼，比如达靼人，在官方的口吻中，就变成了广吉剌人、塔塔儿人、拔野古人、敌剌人等，更强调的是部落属性而非民族属性。
同样地，王伦打算在高丽国内也推行这一套，同时将高丽的世家贵族们视为汉人世家的一个分支，让他们无法建立起广泛的同一个的民族认同。
对于高丽国内的政变，王伦假模假样地表达了震惊与拒绝，表示高丽乃是中原的藩属国，诸事务不得妄动。
金富轼第二次上万民书，请求内附，王伦也第二次拒绝。
于是第三次万民书再次送来，王楷的两个小儿子、后宫诸妃皆“因瘟疫而横死”，王伦完成了“三辞三让”的传统把戏后，便下旨接纳了高丽的内附，完成了对高丽的吞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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