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白手起家
胡雪岩的早年生活充满了艰辛与奋斗。清道光三年（1823年），他出生于安徽省徽州绩溪县湖里村一个极其贫困的家庭。幼年的胡雪岩为了补贴家用，常常需要帮人放牛，生活的重担早早地压在了他的肩上。这样的生活环境锻炼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也让他学会了如何在逆境中求生存。
到了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胡雪岩的父亲不幸病逝，这对于本已贫困的家庭无疑是雪上加霜。年仅12岁的胡雪岩不得不早早承担起家庭的责任。第二年，即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胡雪岩决定孤身一人外出谋生。他首先来到了杭州，在杂粮行和金华火腿商行当过小伙计。通过这些经历，胡雪岩不仅积累了初步的商业经验，还学会了如何与人打交道，培养了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勤奋的工作态度。
1839年，也就是清道光十九年，16岁的胡雪岩进入了杭州的“信和钱庄”担任学徒。在这里，胡雪岩从最基本的杂役做起，每天负责扫地、倒尿壶等琐碎的工作。尽管如此，他从未抱怨，反而以更加积极的态度面对每一项任务。胡雪岩的这种精神得到了钱庄掌柜的认可，三年期满后，他顺利成为了钱庄的正式伙计。
到了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19岁的胡雪岩的命运迎来了转机。他被杭州阜康钱庄的于掌柜收为学徒。于掌柜是一位无后的老人，他非常欣赏胡雪岩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逐渐将他视为亲生儿子一般看待。于掌柜在临终前，更是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整个阜康钱庄的经营权交给了胡雪岩。这所价值约5000两白银的钱庄，成为了胡雪岩商业生涯的第一桶金，也是他走向辉煌的起点。
二、亦官亦商
胡雪岩从一个贫寒的学徒成长为晚清时期的红顶商人，其成功的秘诀之一便是巧妙地将商业与官场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亦官亦商模式。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胡雪岩与“候补浙江盐大使”王有龄的结识，是他走向仕途与商界结合的关键一步。尽管有说法认为王有龄并非因胡雪岩的资助而起家，但不可否认的是，胡雪岩与王有龄的关系，为其日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
到了清咸丰元年（1851年），王有龄升任湖州知府，随后又调任杭州知府。在这期间，胡雪岩得到了王有龄的信任和支持，开始代理湖州公库，并在当地开设丝行。他运用湖州公库的资金帮助农民养蚕，然后就地收购湖丝，将其运往杭州和上海销售，所得款项再解交浙江省“藩库”。这种方式不仅帮助当地农民增加了收入，也让胡雪岩的商业活动获得了巨大利润。
随着王有龄的升迁，胡雪岩的商业帝国也在不断扩大。尤其是在庚申之变后，胡雪岩在动荡中展现了出色的应变能力。他与军界建立了联系，大量的募兵经费存入了他的钱庄。王有龄更是任命胡雪岩办理粮械、总理漕运等事务，使其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
到了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进攻杭州时，胡雪岩从上海、宁波等地采购军火和粮食支持清军。同年，杭州城破，王有龄自尽，胡雪岩失去了重要的政治靠山。然而，新任闽浙总督左宗棠的到来，为胡雪岩提供了新的机遇。胡雪岩凭借其在军需供应方面的贡献，赢得了左宗棠的信任，并被委任为总管，负责杭州城解围后的善后事宜及浙江全省的钱粮、军饷事务。
胡雪岩在与左宗棠的合作中，不仅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还进一步扩展了商业网络。他在宁波、上海等洋人聚集的地方活跃，利用与外国人的交往机会，为左宗棠训练了一支用洋枪洋炮装备的常捷军。这支军队在对抗太平军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清军收复浙江，许多将领将战利品存放于胡雪岩的钱庄中，这为胡雪岩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积累。他利用这些资金在全国范围内开设商号，涉足药材、丝绸和茶叶等多个行业。其中最为着名的就是胡庆余堂中药店，这家药店至今仍享有盛誉。
胡雪岩在左宗棠的支持下，不仅管理赈抚局事务，还积极参与战后的重建工作。他设立粥厂、善堂、义塾，修复寺庙，收殓遗骸，并恢复了因战乱中断的交通服务，这些举措极大地提升了他的声望和社会地位。
三、协办船政
胡雪岩在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清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创办了福州船政局，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新式造船厂，标志着中国近代海军工业的开端。船政局的建立，对于提升中国海军实力、抵御外侮具有重要意义。
就在福州船政局刚刚动工之际，西北地区发生了战事，朝廷命令左宗棠前往陕甘担任总督。在离任之前，左宗棠一方面推荐江西巡抚沈葆桢接任船政大臣，另一方面则极力推荐胡雪岩来协助料理船政的具体事务。胡雪岩以其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商业头脑，有效地推动了船政局的各项建设与发展。
到了清同治八年（1869年），福州船政局迎来了一个重要时刻：第一艘自行建造的轮船“万年清”号成功下水。这艘轮船从马尾港出发，一路试航抵达天津港，沿途吸引了无数民众的目光。当人们第一次亲眼目睹由中国自主制造的轮船时，无不为之振奋。这一壮举不仅在国内引起了轰动，就连外国观察者也感到震惊。
清同治十年（1871年），福州船政局再次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第二艘轮船“镇海”号成功下水。这表明福州船政局在技术和生产能力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远在陕甘边疆的左宗棠得知这一消息后，特地给胡雪岩写信表示祝贺。他在信中提到：“闽局各事日见精进，轮船无须外国匠师，此是好消息……阁下创议之功伟矣。”
四、功成名就
胡雪岩在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至清光绪五年（1880年）这段时间内，不仅在商业领域取得了显着成就，还在政治舞台上获得了高度认可，达到了他一生中的事业巅峰。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在全国范围内开设了二十多家分行，遍布大江南北。此时，胡雪岩的资金总额已达两千多万两白银，拥有万亩良田，因其在辅助左宗棠军事行动中的杰出贡献，被授予江西候补道，并赐予黄马褂，成为当时典型的官商结合体。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左宗棠作为陕甘总督，面临西征新疆的重任。由于军需物资短缺，左宗棠请求胡雪岩帮忙向上海的外国银行借款。胡雪岩凭借其广泛的人脉和商业信誉，以江苏、浙江、广东海关收入作为担保，成功借得六次外债共计1870万两白银，解决了西征军的经费问题。胡雪岩还为西征军提供了大量药品，包括“诸葛行军散”、“胡氏避瘟丹”等，确保了将士们的身体健康。左宗棠对此赞赏有加，称胡雪岩之功“实一时无两”。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胡雪岩开始筹备设立“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并在清光绪二年（1876年）于杭州涌金门外购置土地用于建设胶厂。到了清光绪三年（1877年），胡雪岩继续协助左宗棠，帮助创建了“兰州织呢总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家官办轻工业企业。
清光绪四年（1878年），胡雪岩正式成立了“胡庆余堂”药号，并开始营业。胡雪岩不仅注重药品质量，还推出了一系列营销策略，如免费赠送辟瘟丹、痧药等常用药物，并在《申报》上进行大规模宣传，使得胡庆余堂在开业前就已经广为人知。这些措施为胡庆余堂带来了丰厚的回报，药号的营业额迅速增长。
到了清光绪五年（1880年），胡庆余堂的资本已达到二百八十万两银子，与北京的百年老字号“同仁堂”齐名，享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的美誉。
五、惨然离世
胡雪岩在经历了事业的巅峰之后，迎来了他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清光绪七年（1881年），胡雪岩因协助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功绩，被授予布政使衔（从二品），赏穿黄马褂，并允许佩戴二品红色顶戴。他还被任命为总办“四省公库”，这一系列荣誉和职位体现了胡雪岩在政商两界的显赫地位。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清光绪八年（1882年），胡雪岩在上海开办蚕丝厂，试图垄断国内的丝茧贸易。他投入巨资，耗银2000万两，希望借此控制市场。起初，胡雪岩采取高价收购国内新丝的策略，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然而，市场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欧洲意大利的生丝产量大增，加上中法战争爆发导致市场动荡，引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胡雪岩的计划遭遇了外商的联合抵制，导致生丝价格急剧下跌。面对突如其来的市场变化，胡雪岩无力挽回局面。到了清光绪九年（1883年）夏天，他不得不以低价抛售手中的生丝，亏损达1000万两白银，家产损失过半。由于资金周转不灵，风声四起，各地官僚纷纷前来提款，并对胡雪岩进行敲诈勒索，使得情况更加恶化。
同年十一月，顺天府尹毕道远等人向朝廷上报了阜康银号倒闭的消息。清廷随即下达旨意，命令闽浙总督何璟和浙江巡抚刘秉璋秘密调查胡雪岩的资产状况，以便弥补债务。清廷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再次下达谕旨，将胡雪岩革职，并指示左宗棠追缴胡雪岩的欠款。
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清廷了解到胡雪岩欠款及资产的情况，并下令左宗棠加紧清理胡雪岩的财产。左宗棠派人查封了胡雪岩在杭州的当铺和商号，并向朝廷汇报了相关情况。
到了清光绪十年（1884年）正月初七日，清廷再次催促左宗棠加快处理胡雪岩的财务问题。经过一系列的清算和追讨，胡雪岩的财产被陆续拍卖或充公，以偿还巨额债务。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七月二十七日，左宗棠在福州病逝。同年十一月，胡雪岩在贫困与忧愤中去世。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红顶商人，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之后，最终在悲凉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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