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经历
曾国荃出生于1824年10月12日，正值清朝道光年间，他的出生地是湖南湘乡白杨坪，即今天的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曾氏家族在迁居至湘乡之前，祖籍为衡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家族在当地逐渐扎根并发展起来。作为家中的第四子，曾国荃比其长兄曾国藩小了十三岁，但在家族中他排行第九，因此常被称为“九弟”。这一称呼不仅体现了他在家庭中的位置，也成为了后世认识这位历史人物时的一个独特标识。
曾国荃的成长经历受到了良好教育的影响，这与他的哥哥曾国藩有着直接关系。1840年底，当曾国荃十六岁时，他随父亲曾麟书前往京师（今北京），居住于曾国藩租下的棉花六条胡同北侧的一处住宅内。这次旅行对于年轻的曾国荃来说是一次宝贵的经历，使他有机会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以及当时的文化氛围。然而好景不长，仅仅几个月之后，在1841年的闰三月，曾麟书因故返回湖南老家，而曾国荃则选择留在京城继续学习。这段时间里，曾国藩亲自担任弟弟的老师，传授知识和智慧，这对曾国荃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到了1842年，曾国荃决定离开京城回到原籍。临别之际，曾国藩特地送行至芦沟桥，并赠送了一首诗给弟弟：“辰君平、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这首诗背后蕴含着深厚的情感和期望。其中，“辰君”指的是生于庚辰年的曾国潢，“午君”则是指壬午年生的曾国华，而“老沅”自然就是对曾国荃本人的亲切称呼。通过这样的诗句，曾国藩表达了对自己几位兄弟才华的认可，尤其是对曾国荃寄予厚望，认为他在众多兄弟之中尤为杰出
二、创建吉字营
曾国荃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才华与个性，据史书记载他“少年奇气，倜傥不群”，这预示着他未来将在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1847年，曾国荃在府试中以第一名的成绩入县学，显示了其卓越的学术能力。到了咸丰二年（1852年），他又被录取为贡生，进一步证明了他的才智和努力。
同年，随着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清廷急需加强地方防御力量。于是，曾国藩奉命在湖南组织团练以抵御太平军。在此期间，曾国荃积极参与其中，不仅跟随兄长左右，还提出了“治兵三十二策”来帮助改进军队管理及战术运用。据说有一次当新招募的士兵与正规军发生冲突时，曾国藩感叹道：“如果能采用我弟弟提出的全部策略，情况就不会如此糟糕。”这件事充分体现了他对曾国荃才能的认可。
1855年秋，曾国荃顺利通过科举考试成为举人，并与两位兄长——曾国潢、曾国华一起，在家乡继续开展团练活动。然而好景不长，次年准备赴京参加更高层次的会试时却因战事阻隔未能成行。面对这种情况，曾国荃没有放弃，而是选择报捐同知衔，以便能够在非常时期贡献自己的力量。
当时正值太平天国势力达到顶峰之际，江西大部分地区已被其控制。曾国藩率领湘军在江西作战不利，甚至一度被困于南昌周边的小片区域之内，形势十分危急。得知这一消息后，曾国荃深感焦虑，决心要前往救援。恰逢吉安知府黄冕正寻求有效的防剿策略，两人商议之下决定共同行动。曾国荃表示愿意组建一支新的部队参与战斗，并向黄冕保证只要后者能够负责后勤补给，自己就能独立指挥一支军队去解救哥哥所在的困境。
随后，在湖南巡抚骆秉章的支持下，曾国荃得以招募约3000名士兵，加上周凤山所部共计6000余人，组成了一支名为“吉字营”的新军。这支队伍主要任务是进攻被太平军占领的吉安城，从而开辟一条通往南昌的道路。由此，“吉字营”成为了曾国荃正式领军对抗太平军的开端。
三、湘军嫡系
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曾国荃因父亲去世而返回家乡处理丧事。这期间，原本由周凤山指挥的部队遭遇了太平军的重创，士气低落，局势变得十分不利。鉴于此情况，同年九月，在江西巡抚耆龄的支持下，曾国荃被重新启用，以期扭转战局。临行前，曾国藩对弟弟进行了详尽的指导，不仅强调了团结军队、与地方官员建立良好关系的重要性，还传授了具体的作战策略。这些教导对于曾国荃后续的军事行动起到了关键作用。
回到前线后，曾国荃迅速采取行动，加强了对吉安城的包围，并在吉水三曲滩成功击败了前来救援的石达开部太平军。这一胜利极大地提升了“吉字营”的士气，同时也为最终攻克吉安创造了有利条件。到了咸丰八年（1858年）初，由于其卓越表现，曾国荃被提升为同知，并获赐顶戴花翎作为嘉奖。随后不久，他又进一步晋升至知府级别，并加授道员衔。同年八月，曾国荃发起了针对吉安城的一次大规模攻势，通过水陆两路同时进攻的方式，迫使守城的太平军不得不放弃阵地撤离。随着吉安的收复，太平军在江西境内的主要据点几乎全部丢失，这对整个反叛力量构成了沉重打击。
然而，就在曾国荃取得一系列辉煌战绩的同时，湘军内部却遭受了一次重大挫折——三河镇之战中，包括李续宾在内的多位将领及其所率领的大批士兵被太平军彻底消灭，其中还包括曾国荃的兄长曾国华。这场惨败给曾国藩带来了极大的悲痛，也促使曾国荃暂时离开了前线，将从战场上获得的部分财物运回家乡。直到1859年四月，他才带着新招募的士兵回到了曾国藩位于抚州的大本营。此时，“吉字营”虽然保留了部分老战士，但主体已经变成了全新的队伍。更重要的是，该部队自此完全脱离了湖南巡抚的直接控制，成为曾国藩个人麾下的核心力量之一。
四、围观安庆
咸丰九年（1859年）下半年，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持续蔓延，安庆作为战略要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当时，湖北巡抚胡林翼与曾国藩共同策划了一场针对安庆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旨在夺回这座被太平军占领的重要城市。根据计划，由曾国藩指挥的湘军将从宿松、石牌方向向安庆推进，但这一行动很快遇到了挑战：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率领一支庞大的援军前来救援太湖地区，使得集中兵力对付这支援军成为了湘军的首要任务。
在选择前线统一指挥官时，胡林翼倾向于其麾下的满族将领多隆阿，然而考虑到曾氏兄弟可能对此有异议，胡林翼不得不与他们进行多次商议。尽管曾国荃和多隆阿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但在大局为重的前提下，曾国荃最终表示愿意服从多隆阿的指挥，并称赞其“忠勇绝伦”，展现了团结一致的决心。这一表态得到了胡林翼的高度赞赏，随后他正式上奏请求任命多隆阿为总指挥。不过，曾国荃和他的哥哥们始终将目光放在夺取安庆城本身上，希望获得这场战役的关键胜利。
到了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曾国荃亲自率军移师至安庆集贤关，准备直接参与对城市的围攻。与此同时，其他部队则负责抵御来自外部的任何援助尝试。自咸丰八年清军江南大营崩溃以来，镇压太平军的任务几乎完全落在了湘军身上，而曾国藩也被授予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之职，肩负起更大的责任。面对太平军发起的第二次西征所带来的严峻局势，曾国藩一度被困于祁门，处境极为危险；同时，湖北地区的形势也十分紧张，迫使胡林翼考虑撤除对安庆的包围以支援后方。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荃及其兄长坚决主张坚守阵地，认为安庆之战不仅关乎家族命运，更是决定国家安危的关键所在。
在此期间，曾国荃表现出了非凡的决心与毅力，他不顾一切代价守卫着安庆周围的防御工事。尽管陈玉成领导下的太平军数次试图突破封锁线，甚至导致其精锐部队刘跄琳部全军覆没，但最终未能成功解救安庆。随着时间推移，城内的物资供应逐渐枯竭，给守城者带来了巨大压力。此时，曾国荃抓住机会，采取了更加积极主动的战略，包括挖掘地道并使用炸药攻击城墙，同时还增设新的壕沟来增强防御体系。
经过长时间的激烈战斗，双方都付出了沉重代价。据记载，在一次特别惨烈的交锋中，太平军士兵手持稻草试图填平湘军设置的壕沟，但遭到猛烈炮火打击，伤亡惨重。即便如此，他们仍前赴后继地发起进攻，直至弹尽粮绝。到咸丰十一年八月一日（1861年9月5日），曾国荃终于通过爆破手段摧毁了安庆北门部分城墙，从而打开了通往城内的通道。由于长期饥饿和疲惫不堪，城内太平军已无力抵抗，主将叶芸来及大约一万六千名士兵全部遇难。
不幸的是，随着安庆落入湘军手中，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破坏与掠夺行为。曾国荃纵容手下士兵肆意烧杀抢掠，造成了严重的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事后统计显示，“男子髫龀以上皆死”，大量妇女被俘虏，整个城市几乎被洗劫一空。尽管如此，安庆的失陷对于太平天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它不仅削弱了天京的安全屏障，也为日后进一步攻打首都铺平了道路。
因在这场战役中的突出贡献，曾国荃受到了清廷的高度评价，获赐布政使衔、按察使记名等荣誉，并被授予“伟勇巴图鲁”的称号以及头品顶戴。此后不久，他还接连攻克无为州（今安徽无为县）等地，进一步巩固了湘军在该区域的优势地位。
五、直取金陵
同治元年（1862年）初，曾国荃被任命为浙江按察使，并很快升任江苏布政使。当时，上海方面因受到太平军威胁而请求援助，曾国藩原本计划派遣曾国荃作为援沪主帅，但曾国荃却渴望直接攻取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今南京），以获得更大的功勋。他认为如果前往上海可能会受制于他人指挥，不利于自己发挥才能，因此他以“愿任其难”为由拒绝了这一提议。五月初，在清军尚未按照原定计划行动之前，曾国荃便率领部队迅速推进，接连攻克了无为、巢县、含山、和州、太平府、东梁山、金柱关、芜湖、江宁镇、大胜关、秣陵关等地，并与彭玉麟所率领的湘军水师会合，直逼天京城南的雨花台。
曾国荃的快速推进引起了湘军内部的一些争议，连他的兄长曾国藩也对此表示担忧，多次提醒他要谨慎行事，避免过于冒进。然而，曾国荃坚持认为直接攻击敌人的核心地带是更有效的策略，即使面临风险也是值得尝试的。为了支持弟弟的军事行动，曾国藩一方面调集其他部队协助打援，另一方面还增加了曾国荃手下的兵力，使其军队规模逐渐扩大到五万人左右。
到了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尽管曾国荃被正式任命为浙江巡抚，但他依然留在前线继续围攻天京。同年夏季，湘军成功攻占了九袱洲，切断了天京与下游地区的联系及粮食供应线，使得这座城市陷入了更加孤立无援的状态。在此期间，曾国荃采取了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式，试图加速太平天国政权的崩溃。不过，与此同时，他也面临着不少挑战，包括军队中爆发的瘟疫以及严重的粮饷短缺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一系列内部冲突，甚至出现了士兵抢掠的行为。面对这些困境，曾国荃感到非常焦虑，但仍坚持不懈地推动着战事向前发展。
随着局势的发展，太平天国明显处于劣势，天京已成为一座孤城，难以扭转败局。曾国荃极力排斥其他军队介入，先后拒绝了李鸿章部和白齐文领导的“常胜军”的支援，决心独自完成攻城任务。最终，在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和五月，曾国荃指挥下的湘军相继占领了钟山上的“天堡城”和“地堡城”，占据了有利地形。随后，他们在龙脖子山上布置了大量的火炮，日夜不停地轰击城内目标。同时，还在城墙下挖掘地道，准备使用炸药进行爆破。
经过精心准备，六月十六日（7月19日）中午时分，随着一声巨响，太平门附近的城墙被炸开一个二十多丈宽的大缺口，湘军随即冲入城内，标志着天京的陷落。在占领城市后，曾国荃并没有立即控制住局面，反而允许手下士兵进行了大规模的劫掠活动，大量财富被私吞，许多重要人物如洪仁达、李秀成等也被俘虏。据记载，这场洗劫持续了数日之久，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人员伤亡。
尽管曾国荃在这次战役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被封为一等威毅伯并赏赐双眼花翎，但他并未因此得到朝廷的完全信任和支持。相反，由于他在处理战后事宜上的一些不当行为，特别是关于太平天国财宝去向的问题，遭到了官绅阶层乃至清廷本身的质疑。此外，他还因为谎报洪秀全之子已死而引发争议，实际上正是由于他的疏忽才让对方得以逃脱。鉴于此，曾国藩出于保护弟弟的目的，建议他暂时退隐养病，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
对于被迫离开权力中心的结果，曾国荃内心充满了不满和愤怒，并在公开场合表达了这种情绪，给曾国藩带来了不小的尴尬。为了安抚弟弟的心情，曾国藩不仅安排了能言善辩的赵烈文前去劝慰，还在曾国荃四十一岁生日之际亲自撰写十二首七绝诗为其庆祝，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缓解他的负面情绪。
六、屡退复起
曾国荃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由于其“功高多谤”，即因功勋卓着而招致了许多非议，特别是关于他在天京陷落后处理财宝问题上的争议。因此，他选择以健康为由请求开缺回籍，暂时离开了权力中心。然而，他的政治生涯并未就此结束。同治四年（1865年）七月，朝廷再次启用曾国荃担任山西巡抚，但他推辞未就。到了次年的正月，他又被调任湖北巡抚，并于三月抵达武昌开始履职。
在湖北期间，曾国荃的任务是协助镇压捻军的活动。捻军是由北方农民组成的反清武装力量，与太平天国运动有着一定的联系。尽管曾国荃组织了所谓的“新湘军”来对付捻军，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多次战斗中败多胜少。特别是在同治六年（1867年）春，彭毓橘所率领的部队在蕲水遭遇惨败，导致“新湘军”几乎全军覆没。这次失败后，曾国荃再次以身体不适为理由退职，随后几年里鲜有公开活动。
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曾国荃才重新受到朝廷重视，奉旨进京觐见。恰逢此时，同治帝驾崩，光绪帝即位。在新的朝局下，曾国荃得到了重新起用的机会。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十五日，在召见奏对后，他被任命为陕西巡抚，不久后又改任河东河道总督，负责治理黄河泛滥的问题。在他的努力下，黄河流域的水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光绪二年（1876年）八月九日，曾国荃接替因病辞职的鲍源深出任山西巡抚。尽管他起初也因健康原因请求辞去职务，但在次年还是正式上任。这一时期正值华北地区遭受严重旱灾，史称“丁戌奇荒”。面对这场波及数省的大饥荒，曾国荃积极组织赈济工作。除了利用中央政府提供的资源外，他还向其他省份借贷，并号召社会各界捐款支援救灾。通过这些措施，共筹集到一千三百万两白银和二百多万石粮食，挽救了大约六百万人的生命。灾后，他还采取了一系列减轻民众负担的政策，如减少徭役、节省开支等，使得山西成为当时各省赈灾工作的典范。民众对他感激不尽，甚至为他立生祠以示敬意。
在外交方面，曾国荃也有一定的贡献。例如，在光绪四年（1878年），他提议严格禁止山西境内种植罂粟，一旦发现违规行为即将相关土地充公。此外，在中俄关于新疆问题的谈判过程中，他还秘密上书提出了加强边防的战略建议，显示出他对国家安全的关注。
光绪六年（1880年），由于旧疾复发，曾国荃再次请辞并获得批准休养。不过，很快他就又被召回京城，并在同年六月被派往山海关督办防务，应对日益紧张的中俄关系。尽管身体状况不佳，曾国荃依然尽职尽责地完成了任务，并受到了朝廷的高度赞扬。
光绪七年（1881年）二月一日，曾国荃被补授陕甘总督兼兵部尚书衔，但由于健康问题未能立即赴任。此后不久，他又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当时正值中法之间因越南问题关系紧张，战争一触即发。身处前线的曾国荃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态度，主张避免直接冲突，保持和平状态。他认为广东军队不应主动出击，而是要隐秘地展示军事准备的姿态。
光绪九年（1883年）七月，曾国荃卸任两广总督，并前往北京觐见。慈禧太后特别询问了有关法国和越南局势的情况。同年十一月十九日，他获得了“紫禁城内骑马”的特殊待遇，显示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
到了光绪十年（1884年），曾国荃先是署理礼部尚书，随后不久便被调任两江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同年夏天，随着中法战争爆发，他被任命为全权大臣，前往上海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进行谈判。然而，在谈判过程中，曾国荃的表现被认为不够强硬且缺乏技巧，他自己也承认不擅长这种外交交涉。最终，在李鸿章的建议下，他擅自答应给予法国五十万两白银作为“抚恤金”，但这个数额远远低于法国方面的期望，被视为“笑柄”。此事不仅没有解决争端，反而让曾国荃受到了朝廷的严厉批评，整个谈判以失败告终。
中法战争爆发后，法国军队开始侵扰中国沿海地区，朝廷内部对于是和是战争论不休。在这个关键时刻，曾国荃被委以重任，负责整治长江及海上防务。面对复杂的局势，他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利用上海作为国际商贸中心的地位，试图通过外交手段来缓和紧张局势，避免直接与法军发生冲突。同时，他也加强了军事部署，确保一旦战争爆发能够迅速应对。
在这一时期，朝廷派遣文臣前往沿海各省协助处理军务，这导致了一些省份的地方官员难以完全掌控兵权。对此，曾国荃向朝廷进言，强调权力不能分散，必须集中指挥才能有效应对危机。由于他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朝廷对他格外倚重，并采纳了他的建议。
随后，朝廷命令曾国荃派遣兵舰支援台湾，以抵御可能的法军入侵。虽然曾国荃承诺派出五艘兵舰，但实际上只派出了三艘。这种做法引起了朝廷的不满，最终他因此受到了“革职留任”的处分。然而，即使如此，派出的兵舰也未能抵达台湾，其中两艘甚至返回到了浙江海域，并参与了镇海战役，取得了显着战功。随着中法两国迅速达成和平协议，这场短暂而激烈的战争终于告一段落。
光绪十一年（1885年），朝廷进行了京察（即对官员进行考核），鉴于曾国荃过去的功勋，仅对其进行了轻微的处分——开复处分，这意味着他的职务得以恢复，但之前的处罚记录仍然存在。此后，曾国荃继续担任要职，并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成功平定了合肥西乡刘文弼领导的一次起义，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
到了光绪十五年（1889年），慈禧太后宣布归政于光绪帝，为了表彰曾国荃多年的贡献，特授予他太子太保的头衔。这个荣誉不仅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认可，也是对其家族忠诚服务的一种肯定。
在治理两江地区的六年时间里，曾国荃展现出了卓越的管理才能。据《清史稿》记载，他善于把握大局，不过分纠结于琐碎事务，使得该地区军民关系和谐稳定。在他的领导下，两江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得到了有效的维护和发展。这种治绩不仅赢得了当地民众的支持，也为他在朝中的地位增添了更多的稳固性。
结语
综上所述，曾国荃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官，在巩固清朝统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他也因为自身的一些不当行为而备受批评。无论如何，曾国荃的故事提醒我们，在评价历史上的人物时，应当全面考虑其正面与负面的影响，努力做到客观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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