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官途
骆秉章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接任湖南巡抚一职，这标志着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学者型官员转变为地方要员。这一转变并非偶然，它既是骆秉章个人长期努力的结果，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动荡背景下的一种需要。
当时的清朝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太平天国运动已经兴起，给清朝带来了极大的压力。骆秉章作为一位有识之士，在这种形势下被委以重任，显然是因为他之前在中央任职时所展现出的能力和清廉得到了认可。
骆秉章担任湖南巡抚后，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湖南作为中部省份，地理位置重要，不仅是南北交通的重要节点，而且是粮食等物资的主要产区之一。然而，由于连年的自然灾害和社会矛盾激化，湖南地区的社会秩序并不稳定。
骆秉章上任后，首要的任务便是稳定局势。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地方治理，包括整顿吏治、减轻赋税、兴修水利等。其中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是他对军队的改革和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应对策略。骆秉章深知，要想有效应对起义军，必须要有强大的地方武装力量作为支撑。因此，他大力加强了地方团练，并且提拔了一些有能力的将领，如曾国藩等人，这些人后来成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核心力量。
此外，骆秉章还注重发展教育，提倡儒学，试图通过文化来凝聚人心，恢复社会秩序。他鼓励办学堂，提倡文风，希望能够通过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来减少社会动荡的因素。
在骆秉章的治理下，湖南逐渐恢复了稳定，社会经济也有所好转。但是，他也面临着来自中央的压力和地方利益集团的挑战。作为一个坚持原则的官员，骆秉章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不惜与一些权贵发生冲突。
二、督防长沙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军在广西金田爆发起义，迅速扩大规模并向北推进，威胁到了清廷的统治。随着起义军的强大攻势，清军节节败退，各地防务告急。在此背景下，骆秉章被任命为湖南提督余万清的副手，协助湖广总督程矞采负责湖南的防务工作。
此时的长沙，作为湖南省的首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然而，长沙的防御设施却相当薄弱，城墙多处损毁，城门无法正常关闭，城垛缺失，整个城市的防御能力几乎为零。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骆秉章展现出了非凡的领导能力和远见卓识。他意识到长沙的城墙修复刻不容缓，便率先捐款，并号召其他官员共同筹集资金，用于城墙的修复工作。在骆秉章的努力下，长沙的城防得以迅速加固。
随着太平军逼近，骆秉章更是亲自督战，昼夜不停地指挥修城。在他的指挥下，长沙的城门得以修复，城垛重新建立起来。正当这些工程接近尾声时，太平军将领萧朝贵率军抵达长沙城下，开始猛烈攻击城墙。此时的长沙城内仅有八千名士兵，且缺乏经验丰富的将领，但得益于骆秉章之前的准备工作，长沙城成功抵挡住了太平军的第一波攻势。
到了农历九月，随着各省援军陆续到达，长沙城的防御力量大大增强。太平军在多次攻城未果后，决定改变战略，分兵一部分兵力过江向西，开辟新的战场，而主力则继续尝试攻破长沙城。最终，由于多种原因，太平军选择撤退，长沙得以解围。
这次事件对于骆秉章而言，意义深远。他深刻体会到了清朝绿营兵战斗力的薄弱以及面对太平军时的无力感。同时，这次经历也强化了他对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决心。尽管骆秉章在这次危机中展现了出色的领导才能，但他也因此认识到了清军体制上的诸多问题，以及在面对大规模农民起义时所表现出的脆弱性。
三、任职两湖
咸丰三年（1852年），骆秉章再次被任命为湖南巡抚。当时，湖南地区面临着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巨大威胁。骆秉章深知仅凭官方军队难以抵御，于是支持曾国藩组织团练，即后来着名的湘军。湘军的组建，不仅增强了地方的防御能力，还为清廷提供了一支可靠的军事力量。与此同时，骆秉章还邀请了左宗棠等人才加入幕府，这些举措极大地提升了湖南的军事实力和社会稳定。
咸丰四年（1854年），骆秉章指挥军队，派遣罗泽南进攻岳州和湖北的崇阳、通城等地。这些战役的胜利，显示了骆秉章在军事指挥方面的才干。咸丰五年（1855年），当太平军再次占领武昌时，骆秉章迅速响应湖北巡抚胡林翼的求援，派遣鲍超和彭玉麟带领军队支援，成功击败了入侵湖南的太平军，并在郴州、宜章等地取得了重要胜利。
咸丰六年（1856年），骆秉章继续指挥军队在外作战，取得了连克萍乡、万载等地的战绩。同年，清军计划分三路进攻江西，骆秉章的部队攻克了袁州、分宜、新喻等地。为了进一步增强军队实力，骆秉章下令曾国荃招募义勇军，以补充前线兵力。骆秉章的努力得到了清廷的认可，获赐花翎作为表彰。
到了咸丰七年（1857年），武汉被清军收复后，骆秉章关注到了湖南内部的问题，尤其是由于战争导致的漕运停滞和民生凋敝。他采取措施减轻百姓负担，减免了部分税收，以恢复当地经济。然而，这一年也是湘军在外作战的关键时期，骆秉章不得不继续调遣军队支援各地战斗，如在江西的恶战中，虽然王珍不幸战死，但他迅速安排了后续指挥，保持了军队的战斗力。
咸丰八年（1858年），骆秉章在朝廷的评价中获得了高度肯定，并因其功勋被授予头品顶戴。随着石达开的败退，江西地区逐渐稳定下来。骆秉章提出应乘胜追击的战略建议，并请求启用曾国藩领导救援浙江的行动，这表明了他不仅关注湖南的防御，还考虑到了整个南方的局势。
到了咸丰十年（1860年），骆秉章依然坚守在湖南，与太平军作战的同时，还向湖北、贵州、江西等省份派出援助。
四、督军入川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天国运动仍在持续，而四川地区也出现了新的动乱。云南太平军李永和与蓝朝鼎兄弟率军进入四川，迅速控制了自贡盐场，并且部队人数迅速膨胀至十几万人。他们对川西和成都构成了严重威胁，使得清廷不得不紧急调派骆秉章入川督办军务。
骆秉章于咸丰十年（1860年）农历六月接受调令，此时他已经67岁高龄。面对着成都仅七十里之外的李、蓝太平军，骆秉章深知任务艰巨。四川本地的军队由于内部纷争和指挥不力，未能有效阻止太平军的推进。骆秉章带着湘军萧启江部一万二千余人进入四川，面对的是一支已经拥有庞大规模和强烈斗志的敌军。
骆秉章首先分析了敌情，发现李、蓝太平军采用“分兵略地”的战术，试图在四川各地建立根据地。基于此，骆秉章制定了集中兵力分别击破的策略，并运用反间计策来削弱敌人内部的团结。在战斗过程中，蓝朝鼎部下的重要文书黄鼎叛变，这给了骆秉章一个宝贵的机会，他借此掌握了太平军的所有军事部署信息。
咸丰十年（1860年）农历九月五日，骆秉章指挥的清军对太平军发起了猛烈的围攻。在激烈的战斗中，太平军被迫退守丹棱，清军步步紧逼，尽管有一部分太平军成功突围，但蓝朝鼎在战斗中英勇牺牲。骆秉章随后调整战术，将主力集中在铁山根据地周围，利用川军和湘军的力量封锁四周，并利用地理优势引环龙河水淹没太平军据点，进一步削弱了敌人的抵抗能力。
到了同治元年（1862年）农历闰八月二十五日，骆秉章对太平军发起了最后的总攻。在激烈的战斗中，李永和在突围时战死，至此，李、蓝太平军的主力被彻底消灭。这场历时一年多的艰苦战斗，终于以清军的胜利告终。
骆秉章在这次战役中的表现得到了清廷的高度认可。由于其显着的军功，骆秉章在当年的京察中被赏加太子少保衔。
五、灭石达开
同治二年（1863年），太平天国的重要将领石达开决定从云贵边界向四川发起进攻。石达开意图通过夺取四川来稳固其在西南的地位，并寻求进一步的发展空间。然而，他并没有预料到的是，清军已经在四川做好了严密的布防，准备迎接他的到来。
农历三月二十七日（公历5月14日），石达开率领三四万太平军抵达紫打地，准备横渡大渡河，进而直取成都。然而，由骆秉章策划的防御体系已经准备就绪，清军、湘军以及土司的“夷兵”组成了一个坚固的防线，严阵以待。
农历四月初四（公历5月21日），石达开的部队开始尝试渡过大渡河。当太平军的筏子处于河流中心，即一半的兵力已经渡过河流时，骆秉章指挥的清军突然发动了攻击，使用枪炮对太平军进行了连环袭击。由于突然袭击，加上河流湍急，石达开的部队遭受了重大损失。
到了农历四月十二日（公历5月29日），清军成功夺取了马鞍山，切断了太平军的粮食供应线，使得石达开的部队陷入了绝境。面对这样的局面，石达开决定尝试与骆秉章谈判，以个人的生死换取部下的生存机会。骆秉章同意了石达开的要求，并派遣杨应刚前往石达开的大营进行游说，试图说服石达开放弃抵抗，解甲归田。
石达开见大势已去，无奈之下与骆秉章签订了协议。然而，在石达开投降后，骆秉章并未遵守承诺，反而将石达开逮捕。石达开的部下在缴械投诚后，大部分被遣散，但仍有约两千人在大树堡寺庙被安置。令人遗憾的是，骆秉章在一个夜晚将这部分人全部剿灭。
六、炙手可热
同治二年（1863年），随着石达开的被捕和最终在成都被凌迟处死，骆秉章在西南地区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石达开的失败和处决，不仅象征着太平天国运动在西南方向上的终结，也标志着骆秉章个人威望和地位的空前提升。为此，清廷再次嘉奖骆秉章，授予他太子太保的荣誉职务。
到了同治三年（1864年），随着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南京）的陷落，清廷开始了大规模的论功行赏。骆秉章因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的贡献，被加恩赏赐一等轻车都尉的世职，并被赐予双眼花翎，这是一项极高的荣誉，象征着他作为清廷功臣的地位。
随着地位的提升，骆秉章的职责也随之增加。同治六年（1867年），他被晋升为四川总督，并兼任协办大学士，成为当时政坛上的一位重量级人物。这一时期，骆秉章的政治影响力甚至超越了他的行政辖区，扩展到了整个西南乃至全国范围。朝廷在制定重大政策时，会咨询骆秉章的意见；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省份的重要人事任命和政务安排也会事先征求他的看法。骆秉章与曾国藩并称为当时清廷的两大支柱，他们的意见对清廷决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骆秉章的声誉不仅体现在政治领域，也体现在他对于地方治理的贡献。在西南地区，骆秉章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社会秩序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包括整顿吏治、减轻赋税、兴修水利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的困境，赢得了民心。
然而，多年的辛劳征战也使骆秉章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特别是眼疾日益加重。骆秉章多次上书请求辞官归乡，但皇帝考虑到他“老成硕望、调度有方”，始终未予批准，反而要求他“力疾视事”，仅给予了短暂的假期以供休养。
七、病逝任上
同治六年（1867年）农历十一月十七日（公历12月12日），骆秉章因病去世，享年74岁。他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是对其一生功绩的总结。清政府为了表彰他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平定西南地区动乱中的贡献，追赠他为太子太傅，并允许将其灵位入祀良祠，赐予他“文忠”的谥号，以示对其品德和功勋的肯定。
骆秉章去世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四川乃至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哀悼。民众自发地举行了各种悼念活动，市场停业，人们穿着白色丧服，以此表达对这位深受尊敬的地方官的哀思。当骆秉章的灵柩经过街道时，哀悼之声连绵不断，场面极为感人。由于悼念活动的规模过于宏大，官府担心可能出现失控的情况，因此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但这反而引发了民众的不满，几乎酿成了一场风波。
《清史稿》中对骆秉章逝世后的民众反应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四川人民感激他为平息叛乱、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所做的努力。在民众心中，骆秉章的形象如同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和唐代的韦皋一般崇高，被视为能够拯救百姓于苦难之中的英雄。这种赞誉不仅仅是对骆秉章个人的敬仰，更是对他治理四川期间所取得成就的认可。
事实上，骆秉章在四川的治理确实得到了广泛的好评。他在任期间，不仅平定了动乱，还积极推动了地方建设和发展。通过整顿吏治、减轻赋税、兴修水利等一系列措施，他为恢复四川的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努力使得四川在经历了长期动荡之后，逐渐走向稳定和繁荣。
骆秉章逝世后，不仅四川，连湖南的民间也自发地建立了祠堂，供人们瞻仰和纪念。这些祠堂不仅是对骆秉章个人的纪念，更是对他在动荡年代中所展现出来的领导能力和奉献精神的颂扬。无论是湖南还是四川的百姓，都将骆秉章视为民族英雄和道德典范，他的事迹和精神影响了几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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