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朝群众不乏因勾院的设置人心惶惶，而内朝延英殿的奏对则与此关联性并不太大。
财政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财务的审察仅仅只是其中一个方面，除此之外还有财政的预算与立法，赋税征收，官产经营，财物的存储管理与使用，以及市场和物价的管控等各种行政事项。
现在既然以勾院总揽勾检大权，那在延英殿这一最高的决策场合，便无需再为此多费唇舌，重点还是讨论其他财政事项的处理方案。
圣人并诸员各自坐定之后，中书侍郎姚元崇便抛出第一个议题：“向者国家度支，需量入为准、以判出。今秋度支计量，亦法此旧绳，但世博会后前法已废，亟需速作更迭，才可敕为来年诸州政治准绳。”
度支预算乃是一个国家未来一年行政维持之根本，是一年财计至重。按照原本的行政流程，诸课役所收每年计簿送入尚书省，以供度支预算来年诸事，这一程序要在十月三十一日之前完成。
定案形成，开年元日大典结束之后，再以制敕的形式降给诸州朝集使，返往诸州，作为来年的用事准则。
世博会之所以安排在九十月筹备举行，除了这一时节贡赋俱备之外，也是为了配合度支方案的计定。不过今年这个情况实在太特殊，因为世博会的规模与持续的时间严重超标，这就造成尚书省度支方案完全无涉这么庞大的一块，从而难以执行。
别的不说，单单商货通行沿途所产生的各种地方税务增收，根本就没有在预算方案中体现出来，那么这一部分收入、地方官府收是不收？交是不交？
姚元崇提出的这个问题颇为严峻，现在已经到了腊月初，距离元日大典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既要完成财事的审察，还要重新作出一份度支预算。
姚元崇话音刚落，因二宗事了而升任门下侍中的杨再思便开口叹息道：“圣人享国兴治，库藏丰储，倍益往年，世道惊艳之外，却是事员忧苦。往年度支量入而判出，但今财情入涌无准，更以何凭判出？”
听到杨再思的话，坐在御床的李潼脸上便流露出几分得意的笑容。
要不就说杨再思这老家伙情商高，既点出了问题所在，还不忘拍上一把圣人的马屁：咱家圣人太牛逼，搞来这么多的钱，让大家愁的都不知道该怎么花了，真是坏坏！
不过这两名宰相提出的财政预算量入为出的问题，还真的不怎么好解决。
大唐财政预算，遵循一个量入为出的原则，按照收入的多少去计定来年开支几何，这也是历代以来国家财政的一个原则性思路。
想要做到量入为出，那就首先要确保国家的整体收入是可以计量的。
这在初唐时期，自然并不困难，朝廷施行均田制，田亩、人口恒有定数，租调所收也不会存在太大的变量，只要相关诸司能够切实履行职责，便能将国家财政收入算的清清楚楚，再依此做出来年的收支方案。
可是从高宗年间开始，均田制的破坏，徭役的盛行，已经让原本可控的财政收入变得不可控起来，以至于不得不增加其他的杂捐税事来维持一个相对的平衡。
到了开元年间，度支形势要更加严峻。随着各方编户工作的深入，朝廷所控人口激增近倍，伴随而来的新授田与垦荒规模也是越大，原本相对恒定的租调收入也随之增长，今年之度支已经不足为明年之参考。
更不要说，随着商贸的发展，商税与诸官造产业的利润激增，直接冲击改变了朝廷财政收入的基本格局。
通俗一点的说法来讲，就是他妈的钱来的太快，简直让人无所适从！
财政收入增加自然是一个好事，但从国家整体的行政角度来看，却是一个甜蜜的负担，该要施行怎样的有效管理，才能让这一部分财政增量转变为切切实实的国力增长，对朝廷官府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财富的增长也能好事变坏。不说一个国家，哪怕是普通人突然暴富，若智力与品格不足驾驭，行为也会变得疯狂起来。老凡尔赛的范伟老师，对此就有很深刻的体会。
“度支计量，国务根本。丰产盛收已经不是一时的困扰，常法之外，历年也有变法，汇总为绳，更作创新。府库所收既然已经不可计量，不如以诸官府凡所出纳为准，以此判入！”
讲到凡尔赛，李潼也是不落人后。
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虽然历史悠久，但古法并不意味着就是好的。当社会越发的进步，资源越来越丰富，这样的思路便不再适应，在行政过程中更换一个标准作为计量尺度，也是时代的选择。
不装了，摊牌了，我是大富翁，得有更好的方法来管理我的财富！
当李潼提出这样一个转变思路的时候，群臣们思路也被打开，开始纷纷进言。类似的想法他们并不是没有，但圣人不定下基调，他们也不敢大放厥词。
度支是对未来一年的收支预算与施政方针，换言之是根据已经发生的情况进行预判，做出判断的依据自然变量越小，才能越切实。把每年需要进行的事务与支出锁定之后，那么财政上剩下的就是收入了。
如此一来，地方官府也不需要再挖空心思的创收增产提升政绩，保持眼下这种状态，扣除行政成本之后，其他财项统统上缴。
这样的度支思路又会造成一个现象，那就是留给地方政府的变量空间太小、活力不足，同时几乎没有什么应变能力。
但这也并不算是一个缺点，反而有助于巩固中央的权威。你地方上如果太会玩了，那我中枢又该怎样施加管理？
至于有什么天灾人祸的变量，这本来就不在度支预算中体现出来，只要朝廷保持足够的财政预留，可以及时应对变数，便不会产生太大的乱子。
地方上能动性不足，就需要中枢朝廷更加的灵活高效，对地方情况的变化要掌握得更加详实全面，以适应社会整体的发展，不能因为行政效率的低下而形成拖累。甚至在某些变量频繁的领域中，要形成自上到下、一以贯之的垂直管理。
制度的变革，需要切合时代的背景，起码要搞清楚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以及需要管理的内容。
讲到这一点，就不得不提及一个人物，那就是盛唐时期的奸相李林甫。
李林甫虽然奸名极盛，但执政能力也是颇为不俗，其在开元年间所编拟的《长行旨》，便是大唐财政变革的重要纲领，甚至在古代财政史中都拥有着不小的意义。
初唐时期，政府度支预算是以实物为准，如此一来，在度支计划中便包含了来年应收租调贡物的征集运输与收纳，政府收物之外的物料采买、称为折受余物，以及当年财政收入在明年的支用情况。
如此一来，地方官府与朝廷之间针对各种实物的收缴与采买都需要进行文牒沟通。单单朝廷所规定的实物色目就有粟、稻粮食与六种丝织品，而需要进行折税采买的物品种类更是繁多。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财政所涉物料名目更加繁多，都需要上下牒传通报，以至于计账工程繁琐，每州计账用纸就达到了五十多万张。
《长行旨》便规定了诸州每年收支固定的部分造册之后形成定制，不需要再逐年更改造册，仅仅只将当年财政收入的支用进行度支计账，如此便大大省俭了计账的流程。
看似长行旨仅仅只是对计账的流程进行了简化，将诸州计账用纸从五十万张降低到了每年只需要两三张，但当中所节省的行政成本，以及将地方事权收于中枢的制衡思维，对整个大唐财政、包括行政格局的改变是巨大的。
未来中唐时期杨炎所进行的两税法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就因循了长行旨化繁为简、事纳于一的立法与执行的思维。
《长行旨》的出现，简化并规范了繁琐的事务流程，以准确直白的书令条文取代了大量的行政案牍劳动，在古代制度程序的演变过程中，不得不说是一大创举。
早年李潼尚未起势时，在武周朝堂主持漕运改革，为了避开武氏诸王的掣肘，便借用了许多长行旨的经营智慧，将一些需要诸司协调用功的事项加以条令化，短时间内便收到了不小的成效。类似的思路，在后来行台行政中也有延伸。
眼下李潼提出国家财政量出为入的原则，同时也是对长行旨的一个变用，而且要进行的更加彻底。因为眼下大唐财政收入的形式正从实物转变为货币化，在化繁为简这一需求上可以走的更远。
当然，这一转变无疑压缩了朝廷对于各种物料的管控范围与力度，所以并不能单纯的追求财政的增长，同时还要对社会生产力增加管制。
换言之，就是要增设大量的官造工坊，形成规模与产能庞大、垂直进行管理的国企。
眼下地方官府的行政构架与经管范畴尚不算复杂，这是从大唐立国以来重内轻外、刻意压缩地方权力的国策所形成的。
虽然说随着社会整体的发展，地方上的行政管理能力也需要进行加强，但这并不属于眼下讨论事项的范畴。
所以在确定量出为入的原则后，度支计划只需要厘定清楚各州的行政开支，只需要再增加相关的钱事转运能力，就可以完成未来一整年的财政度支预算。工作量大大节省，可以不误新年元月的颁行。
在场众宰相，全都具有丰富的行政经验，当思路确定后，很快便在讨论中形成了一个方案，可以下发度支执行。
不过在方案完成后，张仁愿又举手发言道：“民政为本，兵事亦重。今内外凡所用兵备甲，不只一处，事繁且急，外司难予尽知，臣请枢密院亦得具员以参度支事务。”
张仁愿话音刚落，刘幽求便发言道：“职有闲剧，事有分曹，此所以井然而有序。枢密院总兵曹杂庶而治之，量职皆剧要之务，难有闲员分参别曹。春察甲籍，秋察武库，可以知得失、明备用，年终勾计、赴院审详，可以无失度支之略。供用足给，将士亦可免于热功躁动之患。”
一国开支，军费绝对是其中的大项。特别是国有大征战的情况下，甚至需要倾尽府库以输助战争。枢密院总掌天下兵事，自然也希望能在度支计划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但无论国中舆情如何，是否渴于征战，朝廷如果想对战争是否发动做出一个全面的权衡，最好还是避免刀把子与钱袋子直接发生联系，需要在程序上加以隔绝。
所以在听完两人发言后，李潼便对刘幽求点了点头，并对张仁愿说道：“枢密院都账计簿，具案以备度支取阅参详。唯诸牧厩、械造、料库，需作别式勾计，事归武府。”
枢密院虽然不参与国家整体的财政度支，但是可以对战马、械具等诸武库资料的数量有勾计的权力，也算是对职权的一个补充，确立了枢密院在朝廷结构中凌驾于诸武司之上的地位。
巨额进项的勾检与度支，都是年前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当这两事都已经有了妥善的解决方案后，接下来的议事氛围便不需要那样严肃紧张。
借着杨再思拍马屁的余韵，李潼继续笑语道：“今次世博会盛况空前，百业兴旺，已是端倪显露。或谓家国中兴艰难，但有诸公立朝辅佐、各逞才力，途行近半矣，诚是可喜！
世道逐日益新，唯法度准绳尚凭旧籍，非谓前臣设法不智，只因万象更新，旧律有失周详之明、环转之巧。今人亦需奋进智力，拾遗补漏，规正当世之准则。”
众人听到这话，纷纷点头称是。如今朝廷所遵行的法典，仍是高宗永徽年间所编拟的《永徽律》，距今已有将近五十年。
在这过程中，大唐无论朝廷还是民间，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旧的律法再怎么经典，针对当下的世情也都难免疏漏缺失。
就像这一次勾院通案勾检，一定的会查出大量的问题，可若遵守永徽律进行判处的话，一定会出现许多有失轻重、不合时宜的判决，并且不能体现出当下朝廷的执政思路与方针。
尽管外朝因为勾院的设置而忐忑不已，但这一次勾检最后的追责注定只是雷声大雨点小，震慑的意味要大过实际的惩处，主要还是牵涉面颇广却又没有严明的律法裁决。
所以眼下的开元新朝，也的确需要一部新的律令法典，来处理当世的问题。
至于这部新的律法，李潼还并不满足于在《永徽律》的基础上进行删补，他需要一个更加全面宏大的《开元律》作为帝国典章，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进行系统性的国务整改。
眼下与诸重臣稍通声气，预告明年朝廷的重点便是这一部新律法的编订，然后便结束了这一日的内朝会议。
诸宰相们各自告退，李潼见天色仍早，倒也不急着回家享受老婆孩子热炕头，而是派遣乐高前往中朝集英馆收取一些呈案文书。眼下朝情变化频密，他也需要及时了解来自各方面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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